2020年1月11日，法制日报社举办首届法律人纪实写作大赛颁奖典礼，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会上的主旨发言探讨了法律文学的内核与可能的方向，颇有启发意义，本报特别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几年前，有一位作家说，中国当下已然不需要小说了，因为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远远超过小说家的想象。我觉得，确实如此。
我曾经在网上看了一个小视频，是一个犯下系列杀人案的凶手最终落网了。一位女记者跟他面对面进行对话，戴着手铐脚镣的凶手说：“最好是换一个男记者来。”女记者问：“为什么呢？”他说：“我的动作很快的……”
这个故事听起来开始还挺惊悚的。但几轮对话后，他忽然谈兴起来了。
他说，自己在逃亡过程中非常饥渴，看到路边有户人家，就进去要讨口水喝。进去之后才知道，那户人家只有一位孤寡老太太。老太太一看有客人来讨水，非常热情地把水给他，并且还对他说：“饭刚做好，你不如在这儿跟我一起，我请你吃个饭。”
接触这位老太太后，他非常感动。虽然没留下来吃饭，但他拿出几百块钱给了这位孤寡老人。他说：“你没儿没女，今天我就让你体会到有儿子感觉。”然后离开了，不久落网。
在对女记者讲完这个故事后，他得出结论：“如果生活中，我遇到的全是这样的好人，我怎么会一步步地变成一个杀人犯？”
类似这样的故事，能够直击人的肺腑。所以，如果我们用文学的笔法把真实的生活写出来，甚至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生动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社会的记录。
中国最发达、最具特色的文学门类，可能是武侠小说。相比之下，犯罪小说、法律小说很少。美籍华人梁厚甫也讲过，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法律小说，因为这样的作品其实是在培育中国的法律社会基础。有些流行作品其实都是反法治的，武侠作品是典型的反法治作品，古典小说《水浒传》也是，看这样的作品无益于培育中国的法治基础。
就我的阅读经历来说，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还有《亨德利钟表店》作品。当年，辽宁沈阳亨德利钟表店发生命案，有人就此写了一部报告文学。后来，我又读到杜鲁门·卡波特的小说《冷血》，有人也将其翻译成《残杀》或《蓄谋》。此外，还有诺曼·梅勒的作品《刽子手之歌》。
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在想：中国什么时候有这样好的作品呢？
前段时间，我读了一本书，名叫《未完成的审判》，是关于美国“凯西·安东尼案”的。我觉得美国的法律人和文学创作者，是在不断地开掘司法这个富矿。因为社会生活当中的那些案件，本身具有非常强的故事张力。如果有好的文学表现能力，把它们写出来，其实是非常讨巧的。
所以，我在参加此次法律人纪实写作大赛评审工作时，也比较看重这些作品的文学性。因为纪实不难做到，但用生花的妙笔把真实的事件文学地、艺术地展现出来，是不容易的。我认为，好的纪实文学作品首先要真实，然后应该讲求细节。
讲到真实，我想起日本的桥本忍，他是黑泽明导演的多部电影的编剧。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当年，日本要拍一部武士题材的电影，情节是：一个武士中午吃饭时的经历，引出了另一件事，后者导致这个武士自杀。然后，剧本写出来了。写出来后，面临一个问题，到底武士是怎样吃饭的？是衙门提供的饭，还是他们从家里带来的饭？这种细节要盯准。于是，他们就向日本的历史学家请教。可是，日本历史学家解释说，在古代，日本人是没有午餐的，一天就吃两顿饭。这样一说，整个剧本就废掉了。
我觉得，中国的电影界现在缺乏这种精神。我们没有非常严肃认真地来对待古代题材的电影。比如，电影《投名状》里的张汶祥案件非常有意思，而且整个司法过程是非常精彩的，但是好几部电影包括《刺马》《投名状》都拍成了武侠片，这是非常遗憾的。
另外，意大利的著名作家翁贝托·艾柯的作品也能给我们很多启发。他写到教堂时，会到实地考察。教堂有多少级台阶，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需要多长时间等，都有详细记录。恰恰是这样的认真，他才可能把一个想象的、虚构的故事写得非常真实。
而在进行法治纪实文学创作的时候，如何把真实的案件写得也非常真实，而不是让大家觉得“挺假的”，这也是特别需要下功夫的。
现在，已经有中国作家瞄上了司法案件。比如，余华的《第七日》就把一些热点案件编入了小说，还有贾樟柯的《天注定》也是在几起著名的案件的基础上拍成的电影。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略作删减。）
【引申阅读】2008年“凯西·安东尼杀女案”，是一起在全美引起轰动的刑事案件。案发后三年，该案陪审团经审议后作出裁决，驳回控方的三项重罪指控，仅认定被告四项轻罪。不少媒体将此案称为辛普森案的翻版，并将其视为美国司法史上又一个“悬案”。
本书作者杰夫·阿什顿，作为该案的主控检察官，对案件的立案背景、调查取证的艰辛、证据的固定过程、案件的审理程序进行了详细描述，意图告诉读者案件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对这名疑点重重的被告的最终无罪判决。作者虽极具法律素养，却没有晦涩难懂的术语、概念，反而文笔畅达、风格雅致，是非虚构写作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