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城说，以前，亚洲人到了牛奶多的地方，绝大多数都会出现喝牛奶即泻肚的问题，这是因为亚洲人小时候牛奶喝得少或根本没得喝，因此缺乏某种蛋白酶而造成的，所以，他主张，人要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吃各种食物，以使蛋白酶的形成尽可能完整。饮食习惯会伴随人的一生，“所以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他还认为，文化可能也有它的“蛋白酶”。

　　有人说，人由童年到老年，就像蝉一样，总要经过几次蜕变，不断地换壳长大。然而，文化的“蛋白酶”往往形成于人生的早期，经历再多次的换壳、蜕变，也摆脱不了“蛋白酶”的控制。换句话说，不管青年、壮年时期，是否曾千山万水走遍亦百般滋味尝过，但来自文化母体的基因、童年时期形成的口味始终蛰伏在体内，时不时地冒头，提醒人们幼时刻下的印记。因此，阿城在异国时，总是在旅行中带一袋四川榨菜，不管吃什么洋餐，嚼过一根榨菜，味道就回来了。也因此，曾到西方求学、去国日久的傅聪到了晚年，会说：“中国的文化就像高山大海那么深厚，给予我很多养料。”

　　不同文化之间冲突和误解，或许也可以用文化里的“蛋白酶”来解释。杨绛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童年听到的故事，“洋鬼子”吃铁蚕豆，吃了壳，吐了豆，摇头说：“肉薄、核大，有什么好？”煮茶，滗去茶水吃茶叶，皱眉道：“涩而无味，有什么好？”这是最表层的因缺少文化“蛋白酶”而导致误解的情形，而电影《推手》《刮痧》的故事，则反映了较深层次的文化冲突。当然，现实中还有一些真实的活生生的例子，从生活习惯到对权利、自由的理解，分歧比比皆是，屡屡让人产生一种鸡同鸭讲的无力感。

　　被称为“文化缝隙中优雅的摆渡者”的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似乎是拥有完美文化“蛋白酶”的人。他童年时期生活在苏州，狮子林是他家祖上的私家园林，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他接受的是西方建筑设计教育，东西方文化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相互映照，和谐共生。因此，他既有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等具有现代艺术风格的佳作，也有诸如苏州博物馆这样呈现丰富中国元素和浓郁东方审美的经典。

　　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上世纪）70年代初，我首次回到阔别近40年的中国探亲观光，心中无限感慨。中国就在我血统里面，不管到哪里生活，我的根还是中国的根。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的衣着打扮、家庭布置与生活习惯，依然保持着中国的传统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中美两方面的文化在我这儿并没有矛盾冲突。”在美国吃不上苏帮菜的淡淡乡愁，只是文化“蛋白酶”给他带来的些微遗憾。

　　好莱坞的两部老电影曾经有过类似文化“蛋白酶”的思考表达，一部是《公民凯恩》，另一部是《党同伐异》。《公民凯恩》的主人公凯恩一生得到的毁誉不一，有人称他是“爱国者”“民主主义者”，也有人骂其是“战争贩子”“叛徒”。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搅动风云的报界大亨，在临终之时喃喃惦记的却只有一个让人诧异的词——“玫瑰花蕾”。在记者深入调查了凯恩的一生后，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字眼可以概括凯恩的一生”，然而，当影片末尾写有“玫瑰花蕾”字样的儿童雪橇板燃烧起来的时候，观众才恍然，原来再了不起的人物、再耀眼的人生，难忘的却不过是童年时单纯的快乐，人生的“蛋白酶”隐藏在童年的久远中。

　　人生的轨迹大概就是一条抛物线，青壮年时代总是充满对陌生领域和新鲜事物的向往，有着向外的张力，但再大的张力，似乎也敌不过地心引力，随着时间的流逝，终究会向出发时的水平线回归。而人生中充当“地心引力”的，大约应是文化的“蛋白酶”。

　　《党同伐异》是一部在商业上惨遭滑铁卢的巨片，但同时也是一部主题严肃、艺术上具有先锋特质的佳作。电影以一个母亲推摇篮的镜头开始，插入惠特曼的诗句：“如今如同昨日，世间的人情变化循环无穷。摇篮摇动着，为人类带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忧乐悲欢。”影片讲述了发生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四个故事：“巴比伦的陷落”“基督受难”“圣巴泰勒米节的屠杀”和反映20世纪初美国劳资冲突的“母与法”。四个平行发展的故事中，前面三个都是因为缺乏爱与宽容而走向杀戮的悲剧，而唯有最后一个因真凶良心发现，“最后一分钟营救”而避免了类似的结局。因此，影片的末尾，画面仍回到母亲和摇篮那一幕静穆的画面。如果影片导演大卫·格里菲斯认同文化“蛋白酶”这一说法的话，则他在这部影片里给不同文化共同的“蛋白酶”的定义，应该是“爱与宽容”。

　　叔本华认为，“欧洲人的基本思维方式与亚洲人截然不同”，而钱钟书先生则在读尽世间该读的书成为“横跨中西文化之文史哲通人”后断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或许，我们无法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相通、相融的可能性，而爱与宽容，理应是文化的“蛋白酶”中最主要、最有益的成分。爱与宽容，正是我们心中的玫瑰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