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媒体审判》海报

　　自从现代媒体诞生，司法与媒体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媒体因热点案件报道而风靡一时，司法审判也因媒体报道而难以做到绝对的独立。那么，媒体对法律与社会有何影响，媒体审判是怎么形成的，在媒体融合的时代，又该如何克服舆论的影响，实现司法公正呢？2020年的纪录片《媒体审判》（Trialbymedia）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媒体审判》分为“脱口秀谋杀”“地 铁 义 警 ”“41 枪”“大 丹 酒店”等六集。该片通过美国近代史上几个富有戏剧性案件的审判，包括因《珍妮琼斯秀》引发的电视谋杀案审判、大丹酒店强奸案中媒体的争议性角色、轰动一时的罗德·布拉戈耶维奇政治倒台案件，以及手无寸铁的非洲移民阿马杜·迪亚洛的案子，探讨了媒体在许多方面重塑了公众在审判前、审判中或审判后对有罪或无罪的看法，展现了媒体与审判的多维关系。

　　该片首集“脱口秀谋杀”，就是一个媒体与司法审判微妙关系的典型案例。该案发生时，正逢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脱口秀在美国大行其道。电视节目自有其逻辑，最根本的就是要营利，要靠收视率，所以收视率就意味着金钱，这是部分电视节目制作人、主持人的核心导向。因此，无视社会伦理道德，各种各样的真人生活被搬上了电视，访谈中通过当众揭露隐私，以及“埋伏电视”（ambushtelevision，节目安排对参与者保密以造成戏剧效果）手法，造成当事人的窘迫、丢脸比比皆是，而观众们也以此为乐，收视率自然高涨。这类节目利用了观众猎奇等心态，通过戏剧性地放大当事人的生活困窘或冲突，让观众在看到电视上的“傻瓜”时，觉得自己的生活没那么糟。

　　“脱口秀谋杀”的发生，正是在此背景下。乔纳森·史米茨与斯科特·阿梅杜尔夫妇一同出席了闻名全美的脱口秀——《珍妮琼斯秀》，在主持人珍妮·琼斯的“循循善诱”下，不仅三人之间的暧昧关系被展现，后出场的史米茨发现暗恋自己的是斯科特，于是不得不窘迫地强调自己是异性恋，引来观众的哄堂大笑。不久后，史米茨开枪枪杀了斯科特，动因是感觉自己在节目中被羞辱，想要证明他不是同性恋。这个案件的特殊，就在于犯罪的出现，是由于媒体，而对犯罪的审判，又成为媒体热点。因为刑事审判，必须要详细调查并呈现犯罪人的个性及生活细节，庭审的论辩往往又高潮迭起，将这一过程放入电视直播中，本身又成为另一种“节目”，据称该案审判总计有40多万人观看，华纳公司的“法庭电视”节目收视率在庭审期间大幅上升。电视制作人充分利用庭审中耸人听闻的情节，经过编辑剪辑，取悦观众。比如，枪杀案发生前，斯科特写给史米茨暗示性的纸条，被媒体大肆渲染，最后被证实是一个玩笑。

　　媒体与审判的特殊关系，还在于欧美司法审判中的陪审团制度。在美国的刑事审判中，陪审团的意见对案件结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辩护律师，其说服证实的对象，与其说是法官，而毋宁说首先是陪审团成员。在“脱口秀谋杀”案中，受害人的代理律师詹福瑞·斐戈不仅熟悉刑事法律，更是一个天生的媒体动物，讲故事的高手。所以在庭审中，他充分运用了媒体的“技艺”，通过大量重复、排比等修辞，讲述切合人性又引人入胜的故事，从而赢得陪审团对他结论的支持。

　　而同时，他在庭审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媒体的法律责任。斯科特的被害，他自己当然不无过错，但电视媒体介入和夸大，无疑是刺激史米茨心理的重要环节，虽然不能说媒体杀人，但没有道德底线的电视节目肯定难辞其咎，因此除了追究史米茨的刑事责任外，又出现了另一场对“媒体”的审判。斐戈就此法律责任，对该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进行了多轮质证，展现了节目制作方为了营利刻意羞辱当事人的心理，从而在之后的民事赔偿中，使九个陪审员中的八名投票支持赔偿，初审判决认定电视制作方华纳公司存在过失，赔偿斯科特家族总计2500万美元，斐戈也被作为打败媒体巨头的英雄。

　　尽管华纳公司上诉并导致了改判，斯科特家族最终没有获得赔偿，但该案却对电视秀，乃至所有的媒体产生寒蝉效应，再制作类似的节目时，他们就需要考虑，是不是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当然上诉改判也成为一个现代悖论，媒体的这些做法明明是不道德的，但却并未违犯法律，无法通过法律给其课以责任。

　　由此，在“脱口秀谋杀”中，我们看到媒体与犯罪、审判的多重复杂性。媒体在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中制造冲突，“间接地”造成了犯罪，因而使自己坐上了被告席。脱口秀利用斯科特的隐私话题提高收视率，最终导致了悲剧性后果，而当斯科特家人起诉寻求公正时，法庭审判又被制作成另外的节目，受害人的故事再一次成为赚钱的工具，其中的吊诡与讽刺，令人唏嘘。

　　现代司法强调公开、透明，媒体对司法审判的关注，以及由此形成的舆论监督不可或缺，现实中的媒体也不是都如《珍妮琼斯秀》一般不堪。但在自媒体、新媒体不断涌现的当下，不能仅仅强调媒体监督的一面，还需要看到媒体的固有属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传统媒体被认为代表了公共利益，可以构成对公权力、包括司法权力的制衡，但在商业资本的不断侵蚀下，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兴媒体，其逐利的倾向比之《珍妮琼斯秀》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它们或许有可能对司法权的滥用形成制约，但更应关注的，是流量为王的媒体，是否对司法审判的独立公正造成影响，又对牵涉其中当事人的当下及长远生活带来什么。正如《媒体审判》中所言：电视节目会结束，问题是现实生活永远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