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甲无子，拾了道边弃婴乙并将其抚养成人。乙长大后犯了杀人罪，回家来告诉了甲，甲就把他藏匿了起来。问：对甲应如何处理？
分析：乙虽不是甲的亲生子，但是这样的父子关系谁能否认？《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养子与亲子并无不同。根据《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理所应当。所以，甲无罪。
这则真实的案例来自两千多年之前，分析者为汉代大儒董仲舒。据记载，这样的案例分析共有232条，收录在一本叫《春秋决狱》的书里。
“汉承秦制”，秦代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都出自法家，到了汉代，为什么需要如此赫赫有名的儒家站出来进行解释呢？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出走与回归、碎裂与救赎的故事。
1.
法家的先驱人物，当推郑国的执政大臣子产。公元前536年，子产将本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并予以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以公开、规范的成文法取代习惯法进行社会管理，这在那个时代是大势所趋。但子产本质上是一个务实的国家执政官，他并没有从理论上对“法治”进行研究和阐述。法家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派出现，还要等到100多年之后的战国时期。并且有一个说法，这个流派是从儒家，特别是子夏学派分流出来的。
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很有启发性的：在理论上说，子夏是孔门中的“礼派”，与孟子为代表的“仁派”相比更重视客观的规范建设；从师承上说，子夏晚年在魏国西河教书授徒，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法家干将的弟子徒孙。
李悝，这是真正意义上法家的始祖，中国古代延续2000余年的法统，就是从李悝制作的六篇《法经》发轫而来的。而这个李悝，很可能就是子夏的弟子。
吴起，孔子的再传弟子曾申的门生，后来也师事过子夏。这是一颗在战国初期耀眼夺目的政治明星，当时言法则吴起与商鞅并举，言兵则孙武与吴起并称。据近人考证，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左传》的成书与流传，吴起之功最大。
商鞅，据说在魏国学得《法经》，到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成为天下首强，不但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大势，也奠定了此后2000多年中国的基本政治模式。
以上诸人，均出自儒家的子夏一脉。到了战国晚期，“礼派”大儒荀子门下又出了两位法家干将：韩非与李斯。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法家人才的培养，儒门实在是厥功至伟、当仁不让的。
当然，“法生于儒”的说法也并不完全准确，法家思想的另一个渊源，来自黄老学派，分别是重“势”的慎到和重“术”的申不害。慎到在齐国文化中心稷下学宫做学者，而申不害与商鞅同时，在韩国做大臣。
2.
如果以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的理论作为审视法家思想体系的坐标，那么，法家学说就是一种法、术、势三位一体，以实现富国强兵、加强君主集权，进而夺取天下、完成一统的政治理论。法、术、势三要素中，法治思想可以说来自儒门，而术、势的心法、理论则来自黄老学派。
因此，近代有学者在分析法家思想体系的时候认为，先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才是纯粹的法家，他们的主张是国家本位的；而韩非不是纯粹的法家，他吸纳了术势的元素，本质上是为君主一人服务的，准确说应该叫“刑名法派”。那么，法家学派为什么内容越来越杂？越来越杂之下，这一派人物为什么还被视为同一学派？
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深刻变革与动荡的大争之世。原来的贵族封建制日趋瓦解，国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经历着裂变的阵痛。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模式能够脱颖而出，战胜其他模式并使纷乱的天下归于一统？诸侯们在斗争，学者们在探索。这其中，那些最有用世之心、最想建功留名的杰出人物纷纷从各派中走出来，以学者和士人的身份搅动天下，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这些人物原本来自各个学术流派，但共同特点是最关注实践，关注“行得通”。在这个大前提下，这些人——法家对各派思想的取舍扬弃，也就可以归为有一个目的——成事。法家们追求的不是理论上的圆通，而是看得见的实效。因此，各家学说在体系上被打破，所有有用的内容都被毫不顾忌地“拿来”，所有不切实用的东西都被毫不留情地扔掉，经过这样的严格筛选，法、术、势三者就成了法家高举的三面旗帜。
法家学说虽然打碎和割裂了各派原有的思想体系，但又形成了一套自己有机的东西，法、术、势三者是可以结合起来成为一体的，至于三者的具体比重则可因时因势因人而调整。法家学说的体系性，是由政治本身的规律性决定的。既然政治是一门有自身规律的学科，法家学说也就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3.
法家学派还有一个特点尤其引人关注：这派人物大多不得善终。除了早期儒家色彩依然浓厚的李悝、道家思想浓厚的申不害、学术人物慎到之外，其他热衷政治实践的法家人物，如吴起、商鞅、韩非、李斯，结局都比较惨。其原因，在于法家人物是为成事而生的，他们不能有更多的兼顾，如果说他们的事业设计宏伟壮丽，他们的人生设计则是七零八落、碎裂不堪的。
在学问方面，可以说法家信奉的是“拿来主义”，任何学派中有用的东西他们都努力拿起来为我所用——多一件理论武器就多了一些成功的机会；在人生领域，他们则是在用“减法”：人毕竟不是机器，但这些人就是要尽量把自己化为一件锐利的武器，去建功立业。人生的许多元素和牵挂，在法派人物看来，都成了干扰项或者阻力，只有不断地排除干扰项，排除阻力，他们的事业才能步步前行。因此又可以说，法家人物的人生，也就是一种不断破碎的人生，他们的破碎，一是主动，二是坚决，三是彻底。
——亲情的破碎。这个方面吴起最为臭名昭著。为了成名，他离开母邦卫国，与母亲噬臂而誓，不立功扬名决不回家，以至于母亲去世也不回去料理，被曾申逐出了师门；在鲁国，为了做将领，他更是做出了“杀妻求将”的惊人之举。
——师门的破碎。这一点上法家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商鞅出自儒家，却明确主张要焚诗书而明法令；韩非更是称同门的儒者为蠹虫，必欲扫除之而后快；李斯更是焚书坑儒活动的直接推动者。如果说打击儒家还可以算作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义，那么李斯为了权位不惜害死同门师兄韩非，就不是“主义”所能说得通的了。
——友情的破碎。这方面最经典的是商鞅。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关系不错，后来各为其主两国交兵，他居然打着友情的名义诱擒了对方。虽说兵不厌诈，但这个事情做得也实在让人瞠目了。
以上被法家学派人物无情破碎的各种“干扰因素”，对于正常的普通人来说，都是很美好和必要的人生要素，是一个人生于世上的精神存放处，最关键的，也是一个人处于逆境和危难时最好的避风港和庇护所，这些东西被无情地破碎了，法家们的人生危险指数当然也就急剧飙升了。
4.
更严重的是，被法家们打碎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人生，天下百姓的生活也被无情地打碎了。
法家建立了“军功爵”等一整套利益鼓动机制，为的是民众在这套机制的推动下好好耕田与战斗。广而言之，秦国的一整套政治与法律制度，其实都属于利益鼓动与分配制度，而且这套制度又过于僵化、缺乏弹性。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完全忽视乃至排斥人民的精神需求，那么，即使整个法家制度运行良好，老百姓也只能“安身”，无法“安心”；二是任何制度都会有运行不畅乃至从内部被破坏的可能，正如任何个人都会犯错误和面临风险一样。事实上，到了秦末，整个法家制度的弊端和风险一股脑展现出来，甚至到了民不聊生、人人思变的程度，国家政权也很快就被推翻了。
就这样，法家建立了一套高效实用的制度，又没能解决这套制度隐含的巨大风险。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代统治者寝食不安，经过反思，当时大家的共识有两点：一是秦代只讲制度建设不顾精神文明（仁义不施），二是它一律采取郡县制而完全取消分封。事实证明，第二条认识是错误的，汉朝为此还颇走了一段弯路，但第一条共识显然切中了要害。
不管是谁，顺利度过生活中的重重危机，你要有一颗丰富强大的内心；而预防制度的风险，则需要文化的浑厚力量。好在除了法家，汉朝人还有更多的文化选择：汉初的六七十年，黄老学说帮助中国人休养了生息；之后，儒家学说又为汉王朝的官吏和百姓提供了价值指引。就这样，法家制度、法家文化就像一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经过一两百年的辉煌创业，在日暮途穷之际，又回到了其文化母体的怀抱，从而得到了保存、完善和救赎。在这整个救赎过程中，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只是适逢其会罢了。
5.
很显然，汉代制度的文化回归，就是回过头来从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再次汲取文化营养。而细究起来，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应该来自更久远的同一个文化母体。至少在司马迁、班固这些史学大家看来，诸子百家出自远古的同一套组织系统（如儒家出自司徒之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守，等等），百家的思想也是“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
百家思想究竟“同归”于何处？当然归于“中华文化”这个母体。中华民族作为数千年唯一没有中断过自身历史文化传承的民族，它源源不竭的前行动力，就来自能立定脚跟，环顾周遭，适应时代，并不断返本开新。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可以说就是一次“返本之旅”，而且通过科技手段，我们得以更多地了解文字产生之前的民族文化。近年来的考古成果一再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直至夏商时期，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苏秉琦先生将之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模式。
最终，当“满天星斗”汇聚为“一轮明月”，一直到这个民族走到今天，中华文明大气、浑厚、包容而又浑然一体的气象一直没有改变。也正因如此，这个民族才得以不断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汲取营养，并以此在前行中及时纠偏，从而永葆旺盛的活力。
从这个视角再来看汉初的“汉承秦制”与“春秋决狱”，这两者之间可能并非相互矛盾，而恰恰是相得益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