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长期的战乱导致生产凋敝、城市萧条，也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质量下降。在此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和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等方面的举措和法令。特别是魏末晋初出现山水田园诗，这些诗吟咏自然山水、崇尚农耕生活，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让我们在诗歌中感受当时的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关切与爱护。
1.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曹植《野田黄雀行》
建安二十一年（220年），曹丕继位，杀了曹植挚友丁氏兄弟等，曹植却无力相救，内心十分痛苦，只能写诗寄意。此诗虽是借喻之作，但歌颂了少年破罗网放飞黄雀的善举，是古今中外最早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之一。
曹魏时期大量的宫廷禁苑供曹氏父子与贵族狩猎，对这些特殊区域严格禁猎，违者将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惩，对举报者还给予奖励。《三国志·魏书》“高柔传”载：“是时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在本卷中还记录了一个具体案例：“时猎法甚峻。宜阳典农刘龟窃于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龟付狱。”这种禁猎规定虽只在禁苑范围内实行，但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保护动物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禁猎的规定多以诏书形式发出，据《魏书·高宗纪》载，北魏文成帝和平四年（463年）八月诏：“朕顺时畋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交。其敕从官与典围将校，自今已后，不听滥杀。”强调应遵守时禁，顺时狩猎，反对滥杀。《魏书·高祖纪上》载，高祖太和六年（482年）“三月庚辰，行幸虎圈”。诏曰：“虎狼猛暴，食肉残生，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
《魏书·世宗纪》载，永平二年（509年）十一月，北魏宣武帝下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即禁止射杀怀孕的动物。《魏书·肃宗纪》载，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六月颁布《祈雨诏》：“上下群官，侧躬自厉，理冤狱，止土功，减膳撤悬，禁止屠杀。”明确要求“禁止屠杀”动物。
《北齐书·后主》载，北齐天统五年（554年），后主“诏禁网捕鹰鹞及畜养笼放之物”。《北齐书·文宣》载，天保八年（557年），北齐文宣帝下诏：“诸取虾蟹蚬蛤之类，悉令停断，唯听捕鱼。”又诏：“公私鹰鹞俱亦禁绝。”次年诏：“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时行火，损昆虫草木。”
北朝人多以游牧为生，对自然生态更为重视，因而北朝颁布的禁止杀生的诏令众多，还对放火燎原可能毁坏草原，烧死草原中的昆虫有禁令，表明时人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有一定的认识。
南朝更多地传承中原文化，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律令中多有关于禁止、限制杀生及时禁制度的规定。《宋书·孝武帝纪》载，元嘉三十年（453年）七月，南朝宋孝武帝诏曰：“水陆捕采，各顺时月。”《宋书·明帝纪》载，明帝泰始三年（465年），诏曰：“古者衡虞置制，蝝蚔不收；川泽产育，登器进御……鳞介羽毛，肴核众品，非时月可采，器味所须，可一皆禁断，严为科制。”这两件诏书都要求按季节捕捉禽兽、采摘果实，特别是后一诏书，斥责了商人为牟利不按季节采摘幼果、捕捉幼鸟兽的行为，要求一律禁止，如有违反以刑科责。
中国古代有祭祀用牲的传统，虽有严格标准，但不利于动物保护。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在遵守礼制的前提下，改良祭祀，大量减少或不用牲。《魏书·礼四》载，北魏延兴二年（472年），孝文帝颁布《诏群祀无用牲》：“夫神聪明正直，享德与信，何必在牲？《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实受其福。’……其命有司，非郊天地、宗庙、社稷之祀，皆无用牲。”
《全梁文·卷五十八》载，天监七年（508年）梁武帝采纳尚书左丞司马筠等人的建议：“仲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壁皮币……请夏初迎气，祭不用牲。”梁武帝时期，崇尚佛教，在祭祀之礼上取消肉食，代以时蔬，客观上保护了野生动物资源。
2.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沈。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谢灵运《晚出西射堂》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这首《晚出西射堂》诗为谢灵运于422年被外放为永嘉太守时所作。西射堂在永嘉郡（今浙江省温州市）城内，是武士习射之地。傍晚诗人漫步出西城门，举目远望西山，永嘉的青山绿水重重叠叠，在暮色中深青淡翠，深不可测。看满山的枫树，清晨时红叶染霜，夕阳下雾气沉沉。
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垦植、建设，大量砍伐林木，尤其是战争战术需要采用火攻，更是大面积地毁坏森林。如著名的火烧赤壁、火烧博望坡战役，陆逊于夷陵火烧刘备连营七百余里的战役，更是毁林严重。此期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植树和保护森林的法令与措施。
据《三国志·魏书》载，魏文帝时郑浑为山阳、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明帝闻之，下诏称述，布告天下”。这种植树既改善了环境，又有经济效益，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曹丕曾著有《槐赋》，云“有大邦之美树，惟令质之可嘉”，《柳赋》则云“伊中域之伟木，瑰姿妙其可珍”，对槐树、柳树加以赞美。
《周书·列传》载，西魏废帝二年（553年）韦孝宽任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指土堆），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一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后见……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地方官韦孝宽在路两边植树的做法，得到了宇文泰的肯定，并诏令推广。
这一时期还特别重视经济林木的种植。《魏书·食货志》载，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诏：“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即通过诏令形式，限期定额在农田上种植经济林木。如种不够数，则该地没收，而多种的则不予禁止。北周宇文泰曾经主持过一次大规模的植树活动。大统三年（537年），宇文泰在沙苑战役中战胜高欢。“其时太祖兵少隐伏于沙草之中，以奇胜之。后于兵立之处，人栽一树，以表其功。”这些树一直到唐代还很茂盛。
这一时期，还严禁豪强圈占山林。据《宋书·孝武帝纪》载，东晋有“壬辰诏书”严禁私人封山占水，违者以“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但如此之重的刑罚，却见效甚微，圈占之风日益严重。义熙七年（411年），刘裕执掌东晋政权后诏令：“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宋文帝也下诏要依法令限制豪强“禁断山泽之利”，禁止封山占水成为刘宋关于山水法令的重要内容。
《宋书·卷五四》载，刘宋大明初年（457年），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建议“损益旧条，更申恒制”，即修改原有法令“壬辰诏书”。就此提议，尚书左丞羊希建议：“凡是山泽，先常熂爈（除草烧荒，疏通水道之意），种养竹木杂果为林。”“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律论。”他的建议得到宋孝武帝批准，成为取代“壬辰之科”的新法令，新法令减轻了对于超限封占山水罪名的处罚，由比照强盗论罪改为比照常盗论罪，并鼓励种植经济林木。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其五》
《饮酒》组诗共二十首，是陶渊明辞官之后归隐田园时所作，语言平实，浅近易懂。特别是第五首，抒发了诗人归隐后，躬耕田园的生活，悠闲恬静的心情。其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静穆、淡远”为人所称誉。
田园诗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和发展并不偶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长江以北地区农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严重。《资治通鉴》载：“中平以来，天下离乱，民弃农业，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指蛤蚌），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而曹操则认识到粮食在战争及民生中的重要意义，进行开荒屯田，“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这一战略使曹操在战乱之中占得先机。
魏晋时期的屯田之地基本上多为熟荒，虽然国家主观上是为了保障军资的供应，但是在客观上也开发了大量的荒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食危机。曹操不仅要求屯田种粮，而且在行军打仗中对麦田庄稼的保护十分严格。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载，曹操“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西晋开国之初，武帝多次颁布诏书，劝民垦荒归农。泰始四年（268年）正月，武帝亲耕籍田，并诏赐郡县长吏中左典牧种草马，以“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当年春，武帝又亲率王公卿士耕籍田千亩，“以率天下”。泰康十年，“置籍田令”。平吴之后，又颁《占田令》，百姓以所垦荒地为己有，并以课田制推促占田制的施行。西晋时仍实行曹魏兵屯制，兵屯的实行，既部分解决了军队粮饷，减轻了国家负担，又“地尽其利”，使荒山、荒地得以开发利用。
刘宋时期，常有将荒地分给无地农民的政策。《宋书·刘邵传》载，宋文帝下诏：“田苑山泽有可弛者，假与贫民。”南陈初年战乱频繁，至宣帝时稍有安定，多次下诏，把江淮间因战乱导致的无主荒地，允许旧主前往管收，有余的荒地分给流民，并在税赋上予以减免。
北齐承袭北魏施行均田制，并广行屯田。《通典·田制》载，均田令规定：“又每丁给永业田三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授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地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劝课农桑，既保护了环境，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是每一个承平时期人们的梦想与期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