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很长吗？怀着热爱走过的路，就不嫌漫长。一百年很长吗？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跟动辄上千年的文物比，一百年短暂如同一个清晨。手艺人的生命融入某个更广阔的存在，无名然而坚韧地流传下去。虽然过来人告诉你一百年并不长，但是置身于自己的命运，每一个幽暗时刻，仍然需要自己奋力度过。”
《我在故宫修文物》曾如狂飙掠过，炙热了中华大地。而《一百年很长吗》是同样的电影人奉上的又一力作。前者让我们重拾“匠人”，重拾工匠精神，后者贴近更广阔的大地，贴近那些湮没无闻的工匠的身影。
1.
“越酒闻天下，东浦酒最佳。”
“绍兴老酒出东浦，东浦十里闻酒香。”
作为绍兴酒的发祥地，东浦素有“酒乡”之称。
东浦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特征，境内江河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清代文人李慈铭曾作词：“鉴湖秋净碧于罗，树里渔舟不断歌，行到夕阳中堰埭，村庄渐少好景多。”东浦境域内东面的青甸湖，就是古鉴湖的残留部分。绍兴本籍的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辞官回乡时，高宗赐他“镜湖判溪一曲”，所以后人将鉴湖称“镜湖”。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就曾写出“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
东浦是人文精神醇厚之地，而酒是东浦的特色，古镇老街桥上的对联就是“浦北中心为酒国，桥西出口是鹅池”。从西晋江统的《酒诰》到梅里尖山陶罐、陶鼎、陶壶的出土，从壶觞地名由来到东晋末南朝初王城寺的建成，东浦酿酒业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早在1915年，云集信记“周清酒”作为绍兴酒的代表，参加了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膺金奖。
纪录片《一百年很长吗》中的的沈佰和，是一个酿了几十年酒的“酒痴”。
酿一坛好酒，要从选一个好的酒缸开始。每到酿酒时节，老沈就会像收废品一样，去挨家挨户地上门收旧坛子。
很多人不理解：收一个旧坛子要五块十块，而买个新坛子也就十五块，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这里面其实大有讲究。旧坛子虽然破旧，但是由于有包浆，所以用起来比新坛子更妥当。收回的旧坛子，要放在太阳下晒二三十天，这个环节叫作“露缸”。缸有“日晒夜露”的说法，被晚上的露水滋润和白天的太阳晒过后，才能正式用来酿酒。
不仅酿酒的缸十分讲究，米也是要经过精挑细选。颇有名气的“香雪”酒，要用七月收割后的早稻。将晶莹剔透的糯米铺满箩筐，充分洗米、浸泡后，才能进入蒸米的环节。把糯米蒸至颜色发深，再浇冷水冷却至24至28度，随后对米进行发酵……在此期间对于温度、计量的把握，并无其他工具辅助，全靠老沈多年的经验。“酒痴”的称号，绝对不是白来的。
黄酒压榨后的酒糟，拌入谷糠发酵后蒸馏，就成了烧酒。在吊烧的环节，对于火候的掌控则显得尤为重要。而烧酒香不香，则和酒糟放置的时间长短有关。老沈的酒糟都放置了一年以上，制出来的烧酒才又香又醇。
老沈一家三兄弟，都酿了一辈子酒。但即便是年纪最小的老沈，如今也已经74岁了。
家中年纪最大的大哥，由于身体不好已经不再酿酒。唯有老沈在这个行当默默坚持，把酿酒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老沈这样的人的坚持下，才让手工酿酒的传统手艺，成为绍兴文化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酒的清醇犹如人们修行之后的境界。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
2.
“苏笛”“苏箫”“苏锣”“苏鼓”……中国民族乐器众多，苏州民族乐器不论从造型还是音色上都是行业翘楚。
传统苏州民族乐器的制作十分复杂，结合了造型、雕刻、彩绘、镶嵌等多种工艺，选料、配料、木工制作、打磨、油漆、装配、定音等步骤环环相扣，光是油漆就要通过几十道工序，才能达到似漆非漆的效果。
琵琶，弹拨乐器首座，它弹出的悠扬旋律，被誉为“像泪珠落下来一样”。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非常形象地描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最早被称为“琵琶”的乐器大约在中国秦朝出现。“琵琶”二字中的“玨”同“珏”，意为“二玉相碰，发出悦耳碰击声”，表示这是一种以弹碰琴弦的方式发声的乐器。
苏州琵琶，可以追溯至汉代，至今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其名“琵”“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也就是说琵和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琵是右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挑。在唐朝以前，琵琶也是汉语里对所有鲁特琴族弹拨乐器的总称。古代中国的琵琶更是传到东亚其他地区，发展成现时的日本琵琶、朝鲜琵琶和越南琵琶。
72岁的苏州人李兆霖，做琵琶已经55年了。从17岁进入苏州民乐一厂开始，老李就开始了和琵琶相伴的一生。用老李自己的话来说：原以为做琵琶只是个普通的决定，没想到，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对于做一把琵琶而言，内膛是最难的部分。因为内膛是琵琶发音的关键部位，面板振动靠它反射，这也是做琵琶最重要的活。然而，在整块木头凿出梨形内膛，需要面对各种微妙到难以标准化的弧度。不论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对琵琶最后的品质影响都极大。而此时老李能凭借的，也只有这几十年的经验所带来的直觉。
内膛做好后，就到了面板制作环节。面板影响振动，从而对音色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老李通常会选择把面板做得略厚，这样的琵琶经过振动弹开，才会有金石之声。
黏合面板背板的胶水，也是老李手工熬制而来。比起化学胶水，手工胶溶于水后易于脱胶，修理起来才更加方便。其黏稠度、温度、用量的多少，都需要制作者严格把控。老李说不出来什么名堂，但他把这种微妙的感觉叫作“分寸感”。
做一把琵琶，耗费老李近一年时间，并且伴随着腰肌劳损等职业病。而但凡经由老李之手做出的琵琶，他都实行终身保修，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不能彻底“退休”的原因。由于粉尘职业病，老李做过两次手术，如今已经丧失嗅觉，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他现在做的每一把琵琶，都很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把。
曾经有人提出和老李合作，批量生产琵琶，但老李回绝了。不是他清高，而是因为手工制作本身存在局限，这也是这一行的金贵所在。
对于大部分手艺人来说，所谓的工匠精神，不过是匠人的自尊、自律和自我成全。
3.
1961年，敦煌莫高窟161窟的墙皮严重起甲，一旦空气流动，窟顶和四壁上的壁画就纷纷往下落。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对所里的修复师李云鹤说：“161窟倘若再不抢救，就会全部脱落。你试试看，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李云鹤钻进洞窟，开始利用自己实验的材料和工艺方法进行修复。当时修复没有仪器，全部靠土方法。如果要分析壁画里面用的麻、棉花等含量，需要先漂洗实验品，然后放在炉子上烘干，用秤去称。终于，他们实验出了一种材料，按几种比例调好以后，分成若干块，在炉子边放一块，太阳下放一块，拿到九层楼顶上放一块，比较哪种材料更适合。
700多天后，这座濒临毁灭的唐代洞窟在李云鹤手中起死回生。这也是敦煌研究院首个自主修复的洞窟，揭开了敦煌壁画修复保护的新一页。他说：“我做的工作可值了，壁画上的菩萨虽然不会说话，但天天对我笑眯眯的！”
李云鹤，中国文物修复界的泰斗级人物。1956年起，李云鹤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在退休之后，他已经被返聘20年了。李云鹤进入文物修复这一行也是出于巧合。当年，国家号召内地青年建设大西北，李云鹤便是浪潮中的一员。到了敦煌后，他身边的同事都嫌石窟黑暗吓人，纷纷转去别的岗位，李云鹤无奈之下，从事在石窟里打扫卫生的工作。但是，当他第一次进入石窟，就被惊呆了。从小就胆小、怕黑的他，不但没有害怕，反而被其美丽深深震撼。“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精美的艺术，色彩绚丽、内容丰富，太感动人了。”自此之后，李云鹤就与石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7年，文化部邀请一位捷克专家到敦煌474窟做修复实验，李云鹤担任助手，仔细留意专家操作的每一个细节。捷克专家用一些白色牙膏状的材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制成黏合剂，再用注射器往壁画起甲的地方推送；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把纱布铺到要加固的壁画上面，用木棍在上面滚。
捷克专家工作了两天就离开了，他加固的壁画也不太成功：胶的比例太大，纱布铺到壁画上面滚压的时候，纱布的纹路密密麻麻地都印到壁画上去了。
李云鹤开始想法改进修复方式，注射器在石壁上用还可以，在顶部就不行，用力小了，胶水就顺着针头淌下来；用力大了，就把起甲壁画打掉了。一天，李云鹤偶然看到同事的孩子在玩一个量血压的气囊，顿时来了灵感。他用糖果换来了这个打气囊，把注射器的玻璃棒去掉，将气囊直接绑上针管，成为由他独创的灌胶修复工具。
滚压壁画时不能用纱布了，那用什么样的布料呢？这个布料既要光滑，还要吸水。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材料，李云鹤实验了很多种，最后就地取材，选择美术组裱画用的纺绸。纺绸纹理细密，既吸水又光滑，铺到壁画上滚压时不会印出纹路……
像老李这样顶尖的壁画修复师，既是匠人，也是艺术家。在李云鹤的职业生涯里，参与过莫高窟、榆林窟等多个地方的文物修复，足迹已遍布十多个城市。他是国内石窟整体易地搬迁复原成功的第一人，被誉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界的“一代宗师”。此前，李云鹤还入选2018“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也是入选人物里年纪最大的一位。至今，他仍然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坚守在文物修复一线。
“……延续百年的小店，和小店相依为命的手艺人。一百年，它长成了一段历史，短成了人的一辈子。在镜头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为钱发愁，为命挣扎。但是每个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迎战着生活，他们窘迫，也曾哭过，却还没有丧失笑的能力。这些天南海北的手艺人不约而同都说过一句话，我们学的行当也许就像一件烂棉袄，它不见得能让你风光体面，却能在最冷的时候为你遮风挡寒。也许你我都应该有这样一件烂棉袄，让你在苍白沮丧的日子里，尚有一腔热血去跟生活过招。”
沈佰和、李兆霖、李云鹤这样的手艺人，在这部纪录片中还有不少。镜头之下，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从事着热爱的事业，传承着稀缺的手艺，并且在无声之中，也弘扬着这个时代所颂扬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