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为了提升基层的司法效率，对各种案件的审理完结期限有明确的规定。属于民事案件的，如财产争讼，婚姻休离，二十天内必须结案；如果是命案，须半年内审理完结；盗案的期限最短，四个月就必须破案了结。地方官员过了期限无法结案，根据不同案情有不同的惩罚措施。若是民事案，延宕半年是扣罚俸禄，一年以上则降一级留任。若是命案和盗案，连过四期无法结案，具体经办官员就要被降一级，知县降为县丞，典史降为捕官，涉案的小吏也一并受到处分。历代统治者都把吏治比作是救火扬沸之事，案件久延不结，不仅有碍公平正义，也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如果是民事案件，办理还相对容易些，毕竟大多数民事案都事出有因，有章可循。但对于命案或盗案这样的刑事案，往往并无办案头绪，需要广泛搜证才能结案。如果是毫无侦缉方向的无头案，破案所需时日很难有定准，即使已经认定了真凶实犯，也常因案犯逃逸在外，难以缉获而无法结案，超过规定期限是很常见的事。若是罚俸之类的小处分，经办官员还可以承受，毕竟清代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并不是靠俸禄吃饭，但要是被降级或革职开缺，后果就很严重了。清代的捐纳制度，产生了大量的候补官员，一旦出现职缺，候补入替，前任再想官复原职，难度非常大。

　　最常见的规避方法是用级抵消。清代为了鼓励基层官员勤政爱民，对基层官员有记录和加级两种奖励方式，记录三次可加一级。加级除了可以作为升迁、支取俸禄方面的依据，也可以抵消降级的处分。如果官员任内有三件案子超期未能结案，且加级亦有三次，就可以不奖不惩，两相抵消。

　　但这种方式也不是百分之百保险。清人何刚德《春明梦录》载，四川某县有一位掌管缉捕、关押的典史，任内有三案未结，加级也有三次，恰好两相抵消。材料上交吏部审核时，吏部的书吏想要讹他一笔钱，典史自忖功过可以相抵，无须打点，就拒绝了。于是书吏就故意在材料中作弊，多加了一件案子，典史遂被开革除名。虽然这位典史后来通过四川总督向吏部申诉，洗刷了冤情，官复原职，但是所花费的钱财，已数倍于吏部讹他之数。

　　另一种规避风险的方式，是经办案子时，把本来属于严重刑事案的，淡化为普通案件。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描述，他任青浦县令时，境内某夜发生盗案。盗贼用软梯越墙入室，撬门行窃，事主被惊醒后大喊，盗贼遂以刀威逼，抢走洋银一元、钱五百文、布衣数件后逃走。事主的哥哥也在县衙做事，看到所失不多，又担心案子日后会影响到经办人，遂遵照当时的“潜规则”，主动称为“窃案”。因为窃案只是窃取，属于普通治安案件，盗案则为强夺，属于刑事案，是要上报刑部的。而在这件案子当中，盗贼行窃时用刀威逼事主，性质已在刑案之列，归为窃案明显与事实不符。陈其元没有遵照“潜规则”行事，坚持列为盗案申报上去。后来案子毫无线索，一年半限满，依然无法结案，陈其元又无级可抵，遂被降一级调用。

　　尽快破案当然是最好的方式。但在没有侦破头绪的情况下，官员们就罔顾事实，凭空诬陷，甚至动用严刑。老百姓一旦被牵涉进去，即使清白无辜，往往也是无从辩驳，为了能够从中脱身，只能委曲求全花钱摆平。于是，代人受过、株连波及、平白蒙冤的事情层出不穷。

　　本来清廷设定案件的承审期限，并作为奖惩依据，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体制的腐朽，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反而加深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以及吏治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