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是法国女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的自传体作品，是一部有关创伤、疗愈和勇气的回忆录。作者以冷静坦诚的文字，讲述了自己（化名V）14岁时被年长她30多岁的法国作家加布里埃尔·马茨内夫（化名G）引诱、控制，并发展出一段畸形关系的经历。全书短短6万字，对作者而言，是一生的噩梦，而站出来用笔触写下惊人的经历，让人心疼，又感叹其勇气。

　　在作者所述这段关系中，G是诱捕者，V是猎物。后来，G又利用各种手段对V进行控制，使得她身处痛苦之中却难以脱身，她不断陷入自我怀疑的处境——因为，在她和G的感情关系中，曾经的她并没有表示拒绝，G的很多行为都经过了她的同意。与此同时，当时的法国社会对此抱以纵容的态度，只因为——“是的，我同意了，那年我14岁。他们说我不是受害者，而是同谋。”

　　正因如此，我们就更有必要探讨：一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的“同意”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

　　女孩V成长在一个破碎家庭，有一个脾气暴躁且冷漠无情的父亲，她从小伴随父母打斗争吵入睡，直至后来父亲彻底离开她的生活。她有一个看似主张“女性主义”的母亲，随意在家中与情人约会，并不避讳14岁的女儿……而在学校，她又是属于那种丑小鸭似的存在，无人关注无人问津。“缺失感，那种对爱的缺失感让人不惜饮鸩止渴，带着释然、感激与幸福”。

　　所以，V在一次跟随母亲参加的聚会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一位年长且有声望的异性G的凝视和关注——G在当时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是很多女性仰慕的对象。所以，V的内心瞬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对于一个极度缺乏关爱的14岁女孩来说，这种诱惑实在太大了。于是，聚会之后，G处心积虑接近她并多次试图制造偶遇，多次给她写信并成功约她单独见面——第一次单独见面，她便在他的热烈注视和极致关心下，成了这个成年男子的捕获之物。

　　面对G疯狂示爱与灌输，V很快就认定，他们之间拥有“崇高且独一无二的爱情”，她为自己成为一位文采斐然的知名作家的“缪斯”而感到荣幸。根本不知对错、对男女关系没有明确判断能力的V觉得这是所谓的爱情，从而对G的所作所为全部“同意”。年幼的V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合适的猎物——正如她后来所述：“一位惯于消失、并给我的人生留下难以想象的空白的父亲。对阅读的强烈兴趣。有些早熟的性观念。还有尤其重要的，一股巨大的、渴望被人关注的需要。万事俱备。”

　　法国哲学家热纳维耶芙·弗雷斯曾经很恰当地将“同意”定义为：“能够说‘好’的能力”，它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自由与双方平等。要想自由地表示同意，就不应受任何形式的胁迫，为此，必须处在一段相互平等的关系中。我们需要记住：不平等关系中的“同意”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同意”，“是一种让人惊惧的噩梦，一种无以名状的残暴”。

　　同意问题是性侵犯罪的核心，对“性同意”的讨论，不止于行为发生需要得到许可，还包括对围绕于此的性别、权力、道德和文化的重新审视。而在《同意》一书中，恰恰就涉及V的“同意”，是平等关系中的真同意，还是在权力、地位、年龄等因素掩盖或蒙蔽下的“同意”？事实上，在此类犯罪中，“同意”问题十分复杂，直至今日，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仍属悬而未决的问题。

　　笔者长期分管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对此更是深有体会。比如，未成年人会遭遇各种形式的权力滥用，父母、教师、教育工作者、医生、体育教练，或者仅仅是一个代表某种权威、与家里走得近的朋友，都对未成年人具有一定影响。很多未成年人尚未成熟到能够意识到自己被人控制摆布，因此有些人可能利用“优势地位”从未成年人处获得性方面的好处。

　　当然，正如书中所叙述的：处于思想与观念混乱期的全社会的共谋，更是异常可怕的存在。《同意》结尾有这样一句话：“选中那些孤独、敏感、缺乏家庭关怀的女孩时，G就清楚地知道她们不可能威胁到他的名声。因为沉默便意味着同意。”很明显，这便是G寻找猎物的标准。

　　事实上，V的妈妈知道G与女儿的关系，也知道G是恋童癖，但是，她默许了G的存在及其行为。V的父亲知道后只会谩骂女儿，虽然赌咒说要报警，但是他什么也没做；而且，明明是G在犯罪，他却认为是女儿在“堕落”，这为他日后继续无视女儿被侵犯提供了逃避责任的借口。事实上，G曾经多次因被举报而被调查，警官都没有注意到V这个未成年女孩，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当时有多位知名作家，联名签署了支持G写下的支持成年人与16岁以下未成年人之间“恋爱”自由的请愿书。正如作者的愤慨：“当没有任何人对我的境况感到惊讶时，我也有种直觉——我所处的这个世界不太对劲。”

　　其实，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声音，就能打破沉默的共谋。

　　《同意》一书的出版，“像一枚燃烧弹，向法国的脸上掷去”——该书出版之后，检察官展开了对名作家G的调查。G与三家出版社的合作被终止，终身津贴被取消……政府宣布将性同意年龄提高至15岁——可以说，这是一次胜利！

　　世界范围内，呈现未成年人被性侵类作品日益增多，无论是《熔炉》《无声》，还是《素媛》《嘉年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等等，这些都直接展现着现实的疼痛和社会的反思。

　　随着犯罪形势的发展变化，执法司法也面临日益复杂的情况。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且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日趋低龄化，隔空猥亵、网络性引诱等新型犯罪层出不穷。我国高度重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惩治和预防工作，适用更加严格的“谨慎义务”。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显示，2022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未成年人犯罪36957人，同比上升20.4%。“两高两部”2023年发布的《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明确规定，“对14周岁以上未成年被害人真实意志的判断，不以其明确表示反对或者同意为唯一证据，应当结合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龄、身体状况、被侵害前后表现以及双方关系、案发环境、案发过程等进行综合判断”。

　　这也让我们反思与审视：以往“谈性色变”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如今性早熟已不再隐晦，如今的孩子经常被冠以性早熟之名。其实，所谓的“性早熟”，一方面不过是如今这个时代良莠不齐的信息量的爆炸式冲击，孩子们貌似更加早熟、懂得更多，但并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基本伦理观。另一方面，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复杂，相关行业、领域管理缺失更易催生、助长犯罪。有效治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必须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加强诉源治理的道路，漫长而任重道远。

　　“强制是一种恶，因为它据此把人视作无力思想和不能评估之人。”未成年人应当受到全社会保护，成年人应当约束自己。阿尔贝·加缪说过，文明的人是懂得自我克制的。《同意》的作者在书中写道：“我们有义务让读者明白，成年人和未达到性同意年龄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应当受到谴责，也会遭到法律的惩罚。”

　　“同意”是一种权利，“不同意”也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不可篡改，不可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