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按照“证据收集→证据审查→证据运用→证据判断”的先后顺序，将“碎片化”的证据法理论要素加以结构化，统一纳入阶层判断体系之中，为司法人员查明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工具；提出刑事证明应遵循客观公正立场，使其像一条红线贯穿证据收集、审查、运用和判断的始终，体现了刑事证明思维的价值理性；结合司法办案经验，对我国特有的证据规则进行解读，使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发挥规范指引作用的规则。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核心和灵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严重暴力犯罪等自然犯占比不断下降，新型危害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等法定犯不断增多，迫切需要刑事证明思维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杜邈撰写的《证据为王：“阶层式”刑事证明思维的应用》一书，围绕刑事证明活动的关键环节、疑难问题，就司法人员如何收集、审查、运用、判断证据进行系统研究，努力推动刑事证明思维从“经验证明”转向“理性证明”。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引入阶层判断体系
自由心证并非不受任何限制或约束，若完全由司法人员依靠自身“经验”“良知”，对待证事实能否“排除合理怀疑”作内心求证，则难免陷入主观臆断的误区。因此，有必要通过证据规则和证据理论体系来规范心证过程。阶层判断体系的最大优势是逻辑性强，必须按照特定的顺序逐步展开，不同环节步骤之间的关系清晰、明确，有助于得出准确的结论。该书按照“证据收集→证据审查→证据运用→证据判断”的先后顺序，将“碎片化”的证据法理论要素加以结构化，统一纳入阶层判断体系之中，为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提供了有力工具。主要观点包括：一是证据收集应以实体法规范为指引。该书提出，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犯大部分集中在市场经济、社会管理领域，相关犯罪大量采取“空白罪状”“兜底条款”等立法技术，加之前置行政法和立案追诉标准的不断调整，给刑事证明活动带来新的挑战。要在罪刑规范的指导下识别待证事实，使证据收集始终围绕犯罪构成和量刑情节进行，努力将刑事实体法与刑事证据法深度融合贯通，确保刑事一体化理念的贯彻落实。二是证明力审查应采取“二元”标准。该书提出，在个体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方面，要同时采取“情理推断”和“对比验证”两种审查方法，既从社会普遍接受的常识、常理、常情出发进行判断，又将证明同一事实的两个以上的证据进行比对，看其所证明的内容是否一致。该书作者特别强调，对证据合理性的判断既是证据法规范的明确要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由于“对比验证”具有较强的形式判断色彩，为了防止“虚假印证”“残缺印证”等情况的出现，不能机械地运用印证方法，需要依靠“情理推断”弥补漏洞，共同发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作用。三是“证据体系”应作为独立证明环节。该书提出，按照“孤证不能定案”的要求，案件事实应根据相应的证据体系进行认定，证据体系不是按照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等证据种类的简单列举，而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个证据所构成的具有证明案情功能的有机整体。如果不注意证据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个体证据或“碎片化”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可能出现事实认定的偏差。在整个阶层判断体系中，有必要增加证据运用这一独立环节，将相互印证的证据按照特定逻辑进行排列组合，使之发挥超越个体证据的整体证明力。
立足客观公正立场
刑事证明思维的理性化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工具理性强调结果和效益的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则强调行为背后真正的价值和含义。我国刑事诉讼虽然融入了一定的当事人主义因素，但本质上仍然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司法人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应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努力发现并尊重案件事实真相，无论结论是否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书提出刑事证明应遵循客观公正立场，使其像一条红线贯穿证据收集、审查、运用和判断的始终，体现了刑事证明思维的价值理性。主要观点包括：一是“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以依法穷尽取证手段为前提。该书作者主张，应准确把握“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适用条件，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由于司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司法阅历和诉讼角色不同，或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案件在进入下一诉讼阶段时仍存有疑点，这是司法实践中的正常现象。其中，不少疑点可以通过退回补充侦查、自行补充侦查等手段加以解决。在依法穷尽取证手段之后，如果待证事实仍然呈现存疑状态，则应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处理。二是认罪认罚案件不应“降格”认定案件事实。该书作者认为，尽管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被解释为控辩协商合意的结果，考虑到我国检察人员负有客观公正义务，决定了量刑协商应建立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不能以“剪裁事实”为代价换取认罪认罚从宽处理。三是全案证据的范围具有动态性和全面性。该书作者认为，证明标准中“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对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一方面，疑难复杂案件中，新的证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出现，原有的证据也可能发生实质变化，在侦查、审查起诉的终结节点可能只会形成阶段性的全案证据，严格意义上的全案证据在判决作出之前才能最终形成。另一方面，全案证据是指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无论辩护证据出现在刑事诉讼的哪个时间节点，是司法机关自行收集还是对方提供，是否曾被前一诉讼阶段的司法人员排除，都要将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全部证据进行考量，最终判断案件事实能否成立。
适用刑事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是指以规范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为主，调整和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也是刑事证明思维的重要指引。目前，我国刑事证据规则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之中，既有与西方国家的“共通性”，也有体现自身特点的“差异性”。对于刑事证据规则不能搞纯粹“法律移植”，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实践问题。该书结合司法办案经验，对我国特有的证据规则予以解读，使其成为具有可操作性、发挥规范指引作用的规则。主要观点包括：一是证据矛盾排除规则的适用。根据《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45条规定，证据与待证事实以及其他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该书作者认为，证据矛盾是司法办案的常态，既不能将证据矛盾视为“洪水猛兽”，也不能无视证据矛盾，特别是“隐性”矛盾的存在。排除证据矛盾应遵循三个步骤，即通过证据比对发现矛盾、分析证据矛盾的性质、选择排除证据矛盾的方法。对于证据之间的“冲突性”矛盾，可以综合考虑证据种类、证据主体、证据内容等因素，比较矛盾双方的证明力，通过采信一方、否定另一方来排除矛盾。二是被告人翻供采信规则的适用。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解释》）第96条规定，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该书提出，口供具有“真伪混杂”“反复易变”等特征，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衡量原供和翻供的合理性、分析原供与其他证据的印证关系等方法，判断原供是否具有真实性。三是刑事推定规则的适用。《解释》第140条从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证据关系、证明链、证明标准、证明过程五个方面明确了间接证据定案的要求。我国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针对毒品、证券、非法集资、知识产权等犯罪设置了推定规则，但尚未得到系统的总结提炼。该书提出，随着犯罪隐蔽化、复杂化程度的提高，刑事推定的对象已经从主观心态延伸至客观行为和批量对象。作者将刑事推定规则分为“从特殊到一般”的推定和“从局部到整体”的推定，提出刑事推定应确保基础事实得到充分证明，发挥证据体系的整体证明力，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解，实现追诉犯罪和保障权利的平衡。
当然，该书中一些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如何认识刑事证明的理念、如何看待新近出现的大数据证据、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减轻刑事证明负担、如何把握差异化的刑事证明标准等。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具体相结合、规则与案例相结合的专著，能够为司法实务和教学科研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名誉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