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铨“谪居黑山之七年，有童子五六人，从而学书史，既而构草屋数间，榜之曰‘沙村书室’”。虽然黑山岛生活条件恶劣，但丁若铨对这种与当地人相处愉快的生活流露出满意之色，他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因遣兴未论才。凉颷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鴈欲回。小屋青山侵席冷，四邻白酒捧杯催。樵儿钓叟懽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沙浦小集次杜韵》）
《兹山鱼谱》乃朝鲜王朝后期著名实学家丁若铨（1758年-1816年）于纯祖十五年（1814年）著成。作者丁若铨与其弟丁若钟、丁若镛皆儒学造诣精深且尚实学，更对西学和天主教兴趣浓厚，三兄弟原本颇受正祖器重。但正祖驾崩后，幼子纯祖即位（1801年）、贞纯王后摄政，随即发动绞杀天主教徒、打压西学之风的“辛酉邪狱”。丁若钟被杀，丁若铨、丁若镛遭流配。“邪恶罪人”丁若铨流放偏僻之地黑山岛数年，潜心观察和求教渔民，分类收录黑山岛近海生物200余种，系韩国古代最全面详尽的鱼类学书籍，被誉为“韩国最早的海洋鱼类生态报告书”。
据此，韩国导演李濬益便以一代名士历经朝堂动荡、家族变故后转而师从贱民、专治渔事的不寻常经历为主线，以其惯有的人文关怀、悲悯视角、批判思维诠释了鱼谱编撰背后的历史烟云、民生苦难和士人风骨。本片在2021年10月8日获得第30届釜山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1.
电影开头便交代“辛酉邪狱”时的士人百态，古人云“志于道者之谓士”，而士人对于“道”的理解却各有千秋。守旧士人欲致倡导西学者于死地，借此清除政敌，丁氏兄弟便首当其冲。三兄弟心系家国却路径分殊，丁若钟为坚持信仰而殉道，亦有保全兄弟而率先赴死之义；丁若镛以西教为性理学之补益，流配期间著说立传仍以“朱子为体、天主为用”；丁若铨则超然于性理学与西学的纷争之外，以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之法融会贯通。在时不我与的背景之下，士人舍生取义的果决、崇理卫道的坚韧、利用厚生的变通，也许都是“去留肝胆两昆仑”，只是理想道路的分野必然带来处事之道的迥异。能屈能伸的丁若铨，有侍奉正祖的阿谀言辞和献媚“僻派”的倒戈求生，浑身似乎毫无士人气度，其唯一的信仰可能是贯彻正祖的旨意——在贬谪的刀光剑影中“撑下去”。
可令人奇怪的是，丁若铨为什么让“僻派”士人们最为忌惮？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厉害”的政治人物为何突然钟情海洋生物研究？那本“兹山鱼谱”与士人风骨又有几毫干系？影片故事背景及角色冲突，便在丁若铨漂荡于一叶扁舟上的场景闪回中一一铺陈。
自古“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宦海沉浮、含冤贬谪，多是文人士大夫的宿命之劫、涅槃之路。韩昌黎笃志“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却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苏东坡哀惋“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但觉“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历尽世事沧桑、命途坎坷，才能催生经世致用的实学感悟、道法自然的科学路径。
丁若铨的内心比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为激进，他更期望没有君臣、贵贱、嫡庶的大同世界。其弟丁若镛的《牧民心书》《经世遗表》等皆为维系阶级统治之国祚而著，兄弟二人遭贬谪后已非同道中人。丁若铨感慨西方科技昌明，哀叹朝堂固守性理之说而不容西学、也容不下丁氏兄弟。为如此朝堂思谋“牧民”之术，岂不是作茧自缚、自投罗网？故丁若铨心中所思实属“大逆”，其为避祸只可作鱼谱，其在有生之年为求以实学造福苍生、启迪后世也只宜作鱼谱。影片始终以鱼谱作为开启丁氏兄弟心门的钥匙，让引起共鸣的种种内心激荡纷至沓来，既无矫揉造作又有回味无穷。
2.
丁若铨被贬的1801年，只是李氏朝鲜走向衰落的一个普通年轮，朝臣为党同伐异、争权夺利、鱼肉百姓忙得不可开交。就在这一年，大不列颠王国与爱尔兰合并成立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日不落帝国”的殖民巨舰正觊觎征服世界；拿破仑挫败了第二次反法同盟，三年后将颁布那部名垂青史的《民法典》；《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一股新兴力量正在强势崛起；清高宗乾隆才驾崩两年，嘉庆仍沉浸在“和珅跌倒”的喜悦中，只是川楚白莲教起义的烽火仍未熄灭。丁若铨和渔民张昌大谈论一个捡来的地球仪，这幅宛如天书的世界舆图让熟读儒家经典的张昌大也一头雾水。
丁若铨以壬辰倭乱（1592年-1598年）为例，阐述“落后便要挨打”的道理，他是彼时当之无愧的“睁眼看世界”的智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听到罗马教廷要求朝鲜教众放弃祭祀祖先时不惜以脱离教会相抗争，而他在黑山岛上所开设的私塾仍冠名“性理堂”。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绝不迷信，只是尊崇内心审慎继承其合理内核。奈何如他这般通透的士人太少，以至于“教权”与“王权”的历史冲突，让远隔重洋的朝鲜教众身陷水火；“变革”与“保守”的先天恩怨，让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变得嗜血寡恩。不同的信仰与学说一旦贴上政治标签，便如有深仇大恨，立即剑拔弩张。
“文化”之义，博大精深。“文”者同“纹”，即“物相异谓之文”，正如世上并无两片相同的树叶，文化者首重开放包容、和谐共处。易经《贲卦》所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世有简易、变易、不易之理，唯有深刻察省、掌握规律，才能顺势而为、教化天下。故性理之学虽在朝鲜传统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数百年，可见其必有合乎朝鲜国情之处，但亦须洞察世界变化之大势、厘清传统学说之糟粕、探究朝鲜治理之病根。如此理性认知、去芜存菁、兼容并包，文化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影片反复提到“朱子的力量真是强大啊”，其实朱子之学相对于朝鲜而言也是外来文化，只是源自宗主国认可的儒学正宗远比西方文化更易于接受。经由数百年传承，朱子义理已经根植于朝鲜社会的各层面，内化于政治制度和民风民俗之中。张昌大生父虽系“两班”，但因其母为贱民，便无科举或捐官之资格，后生父将其纳入族谱方能投身官场。
叛逆的丁若铨自然是鄙夷这些“人吃人”的礼法，他迎娶了寡居的渔民可居嫂，公然挑衅“门当户对”的陋俗。影片便是通过这一个个桥段，诠释出丁若铨与周遭人等截然不同的文化观，这也是鱼谱背后潜藏的灵魂。
3.
这部低成本的黑白电影含蓄而深沉，既有水墨画般的美感，又有令人窒息的沉重。丁若铨、丁若镛、张昌大这群理想主义者在“污泥”中艰难跋涉，朝堂政要则如《韩非子·诡使》所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黄口充丁”“白骨征布”等苛捐杂税让民众苦不堪言，这些场景都经由张昌大的视角呈现出来。
张昌大本就有心勤习儒学求得功名，笃信忠君即是爱民。在黑山岛的从九品别将面前，他背诵《明心宝鉴》讨得一顿毒打；在师从丁若铨学成后，他决计与其分道扬镳、免受“邪说”之累；在考中进士后追随朝廷大员征税，他不谙盘剥之道引来胥吏嘲讽；在犯颜直谏下属贪墨后，上司警告他指责代君牧民者便是质疑君上。原本朝廷规定年满十六方征战布之税，而下层官吏却对初生婴儿照征不误，要百姓牵耕牛充抵。在此层层挤压之下，一位平头百姓“悔恨”生育幼子之过，在衙门中挥刀自宫。“苛政猛于虎”的血腥实例，终于让张昌大彻底脱离朝堂。也许张昌大的仕途经历，正是丁若铨年轻时所经历过的，他由此才生出回归山野之心。
人生，总是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穿梭。在事与愿违时，或沉迷外物或回归本真，或另辟蹊径或走向极端。如何抉择，都在“退则修身齐家、进则通达天下”等至理名言中有所明示，其关键在于自我取舍。
丁若铨早已劝诫张昌大勿贪恋权势，但“魟鱼的路只有魟鱼自己知道”，他们丁氏三兄弟尚且各行其道，其门下弟子各有所思、各有所求亦在情理之中。朝堂与人生，就如大海潮汐往复。光阴似箭、寿数有限，身不由己的人们只能尽最大可能选择做最有价值的事情。张昌大最熟悉的是大海和捕鱼，最陌生的是官场和权谋。他应该和老师一样，远离俗世纷扰，将自己放归于自然。他比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更幸运，大海并未吝啬对他的馈赠包括那巨型的鲷鱼；他的名字也随老师的著作铭刻于历史，历史本就是无数普罗大众写成的，可他成了汪洋大海中一朵耀眼的浪花。张昌大与丁若铨还互为老师，两人取长补短、各取所需，起初在各自的“围城”窥探对方，最后都已抛开城府、成为一只自由的“青鸟”。
4.
本片剧情系根据丁若铨在鱼谱中的简短“序言”而演绎，以一本主流文化之外的鱼谱编撰历程，穿透历史深处的烟云，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士人心志和朝政民生，可谓构思精巧、寓意深刻。该片也能轻易引起中国观众的内心共鸣，因为中华文化史上从不缺少因遭遇困顿而登上文化高峰的士人。影片开头与结尾，丁若铨与张昌大分别泛舟于海上，恰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所描绘的意境“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云：“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上述中华名篇之底蕴无比深厚，皆是躬行“横渠四句”的典范。
鲁迅先生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脊梁的故事，也期待好的电影来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