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商人兼旅行家，谁也不陌生。他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后来从海路历尽艰险回到故乡威尼斯，经由回忆写下《马可·波罗游记》，让他赢得足够的名声。这是我们所获得的常识。

　　然而，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戏剧《马可百万》中，外号“马可百万”的马可·波罗却是一个“喜欢信口胡吹的人”，没有荣誉，也没有恶名，只有假胡子。这个利用商会那套雄辩术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被奥尼尔讽喻为“美国社会的栋梁”。在一系列实利主义者群像中，马可·波罗是最贪财、最没有良心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尼古洛、叔叔马菲奥不只是意大利探险家，而且也是典型的美国商人。这很有意思。

　　那么，什么是他的假胡子呢？

　　据说马可·波罗是教皇应蒙元大汗提出礼聘一百位贤士之请，派到东方去的。大汗很想了解基督教的情况，谁知马可·波罗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大汗不由得大失所望。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出现在大汗宫豪华的觐见大殿，忽必烈坐在宝座之上，马可手里提着推销员常用的样品箱，面对眼前富丽堂皇的景象，不由肃然起敬，也未免惶惑。忽必烈对于教皇未能派来一百名贤士，流露遗憾之情。马可急忙上前禀报：“他派我来代替他们。我一个人就能抵得上一百个贤士。”忽必烈想知道教皇是否认为马可具有“西方人想象的人死后继续存在的灵魂”，马可回禀道，自己当然有灵魂，还有肉体，因此不得不吃东西。这时，他的父亲与叔叔把他拉到一边，怂恿他向大汗请求，讨封一个二等官方商务代表。精明的马可乘机与父亲、叔叔讨价还价，直到他们同意自己在公司里当上小股东，才向大汗开口。

　　马可一家人的对话中，出现了不少美国商人的陈词滥调，显现某种特定的时代感。父亲和叔叔希望马可成为“官商”，这样才能使家族尽快地发财——我们不由恍悟，官场腐败从来遵循着相似的规律。将近一个世纪前构思的剧情，如今依然在许多地方不断地重演……

　　历来的戏剧评论家认为，尤金·奥尼尔描绘的马可·波罗狂热追求的物质主义，正是所谓的西方成功哲学“美国梦”。《马可百万》一开场，15岁的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临别时心爱的女孩杜纳塔答应他回国后就嫁给他，并赠予信物。马可回赠了一首代表浪漫主义的情诗，却处处以“金子，白银，黑珍珠，红玉”比喻美貌的姑娘，连教皇都看不下去了，讽刺他“爱情的天国里未免钱币稍多了一些”。马可的心里始终惦记着日后可以“财源茂盛”，回家“安享富贵”。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目标，他甚至可能把“诺亚方舟砍成一块块，卖给基督徒当作纪念品”。

　　还有一个细节：当马可·波罗和忽必烈的孙女阔阔真公主在漫长旅途中产生朦朦胧胧的情感，两人即将接吻时，忽然响起“当啷啷”的钱币声，立刻让他抛下了公主。这是以吝啬著称的威尼斯商人典型的一幕。忽必烈很快就看清楚了，马可“一切都贪，可什么都不爱；一切都想看，却什么都没有看见”，全然是“精神畸形、缺乏灵魂、贪得无厌”。而阔阔真是一个富有诗意的理想主义者，对于人生和世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她的“真”，恰恰衬托出马可·波罗的“假”。

　　自遥远的中国回到威尼斯时，马可·波罗因为拥有的巨额财富，被称为“马可百万”。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绰号，强化了他的身份和特性——“丁点灵魂都没有，只有精明狡猾的贪婪”。从谋求财富的手腕看，马可也许抵得上一百个智者，但在精神上他却一贫如洗。

　　第二场，大汗等候着如今已是扬州地方官的马可·波罗。但是这个威尼斯人再也不会让他感兴趣。很快，马可登场了，他具有一个走红的电影明星在化装舞会上的气派和外表，“精心摆出一副庄重的负责精神，活像一个美国南方参议员打算提出限制非北欧鸟类迁入得克萨斯州的修正案时的神情”。马可向大汗说明，他辖下的扬州为什么征收空前的巨额税收。他废除了一切奢侈品的捐税，但一切日用必需品都得征税，这条法律对于所有人，不管是店家还是乞丐，都一视同仁。随后，他又提出用花费小的纸币来代替金币银币，还说发明了玩具炮和“火药”用于打仗，盘算着把这两套技术卖给忽必烈，以交换货真价实的黄金。

　　尤金·奥尼尔巧妙地设计了这样的情节：在金銮殿，马可·波罗和忽必烈对于“人死后是否有灵魂”，举行过一次关于东西方思想碰撞的辩论。马可说，“我的脚就是合不上中国乐调的拍子”。其实不是脚，而是他与忽必烈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对于精神世界之类，他根本就不想关心。他渴望拥有的只是大堆大堆金光灿灿的钱币。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称马可·波罗“只有假胡子”，是指他作为威尼斯商人和著名旅行家，有着人性迥然而异的两面。马可·波罗曾在自己的“游记”中盛赞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等，这一切像茂密的胡子一样，遮掩了他自己的商人本相——虽然威尼斯的同时代人不相信他的东方见闻，嘲笑他吹牛，这另当别论。

　　尤金·奥尼尔的可贵，是将“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者的丑陋面目揭得精光，犀利的笔锋直指资本主义掠夺的本质。难怪，后人把这位爱尔兰裔美国剧作家赞誉为“美国的良心”，他则一直坚持自己是爱尔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