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无可争议的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之一，并被多次改编成电影，2022年再度被翻拍上映，足见作品之精彩和经典。虽然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票房有点“惨”，但笔者观赏之后，仍感觉其不愧是悬疑侦探片的鼻祖之作。

　　1.

　　资产阶级家族富家女林内特与闪婚丈夫西蒙举行奢华浪漫的新婚旅行，受邀参加的有林内特的管家表哥、前男友、教母及其女仆、爱情见证人等亲友，还有阴魂不散的西蒙前女友杰奎琳。豪华游轮加上美酒、鱼子酱，还有美不胜收的壮阔美景，使旅行看上去气氛热烈，和乐融融，但实际上暗藏杀机。

　　杰奎琳因林内特横刀夺爱而对她恨之入骨，誓死要夺回自己的爱人；被委以重托的表哥贪污家族巨额资产，因担心罪行败露而怀揣一把手枪；教母女仆的真实身份是教母的女友，曾经富有却惨遭林内特父亲收购破产；林内特前男友依然爱着林内特，却被邀请亲眼目睹林内特与他人步入婚姻殿堂；作为爱情见证人的酒吧主唱因早年遭受林内特父亲的种族歧视而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也把一把袖珍手枪藏在帽子里……表面上送上热情祝福的各方亲友们，居然个个都潜藏着嫉恨或仇怨，个个都可能怀有杀人动机。

　　林内特感觉到了四周的杀机重重，并在最后一个夜晚于睡梦中被枪杀，这完全在观众的意料之中，但究竟谁是凶手呢？好在大侦探波洛洞穿了每个人的内心，没有被表象所迷惑，拨开层层迷雾，通过丰富的破案经验查找到了被抛弃的作案工具，又通过抽丝剥茧的问询与心理分析，揪出了精心策划布局的杀人真凶及其帮凶。

　　笔者作为从检近三十年的检察官，观影中潜意识里一直感觉那些对林内特怀有杀人动机的亲友必定不会是真凶，而真凶肯定是林内特完全意想不到、完全不会防备，同时也是观众难以预测的那个人，隐约之中有自己的怀疑对象，但直到波洛揭开真相时，我才对真凶的杀人动机恍然大悟，佩服作者精妙绝伦的构思设计。

　　在笔者看来，这部经典影片不仅满足了观众悬疑的娱乐心理，更具有司法现实意义。我国历年来的冤错案，不少就是因为错误认定杀人动机而主观轻信“锁定”嫌疑人。比如杜培武案，杜培武妻子与另一名男性一同死在面包车内，侦查方认为杜培武具有怀疑妻子出轨而报复杀人的动机；再如念斌案，念斌与隔壁邻居有生意竞争关系，因此有人认为念斌因顾客被邻居招揽过去而对邻居心生杀机；再如张玉环案，两名受害儿童曾把张玉环家厨房的盐和酱油倒进水缸里，据此推测认为张玉环具有作案动机，而为了验证这种主观判断，不惜采取各种“非常”手段，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从而宣告“破案”。这些草率认定犯罪动机的案件，最终都未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若干年后或被证实系冤错案，或被法院以疑罪从无原则宣判无罪，值得我们总结反思。

　　2.

　　这部影片告诉人们，犯罪动机或许人人都有，每个人人生中都可能遭受过各种各样的歧视、冷落、不公平、屈辱、苛责、诽谤甚至伤害，由此产生的怨恨、愤懑、寒心、痛苦、失望等情绪都可能转化为犯罪动机，但又可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情绪上，隐忍着或者忍气吞声，又或者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化解。是否转化为犯罪动机，因人而异，而且是因人而大异。

　　有的人遭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却没有产生对肇事人或加害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深仇大恨，而是给予宽恕和谅解；而有的人则因为遭受他人不经意间的一点侮辱或伤害甚至因为生活中的一点琐事冲突，就心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杀人动机。所以，侦查人员应该认识到，被害人生前可能与很多人有过过节，或者遭受过很多人的嫉恨或仇视，但绝不意味着那些被害人得罪过的人或对被害人嫉恨仇视的人就都是有犯罪动机的人。一个人是否有犯罪动机，其实只有这个人自己清楚，我们不能以一般人的观念甚至以自己个人的观念标准去衡量和推测，进而强加给他人，给他人扣上“犯罪动机”的帽子。而即便是真的产生了犯罪动机，在刑法上也只能认定为具有犯罪思想，即潜在的犯罪欲念，并不一定会付诸行动。

　　仅仅有犯罪思想是不构成犯罪的，是不能追究任何法律责任的，行为人至少是实施了为实现犯罪动机而创造机会、准备工具等实质性行动也即犯罪预备行为，才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换言之，一个人内心深处是否有犯罪思想以及有什么样的犯罪思想，我们在缺乏行为真实证据的前提下，是不需要也无权去查究的。

　　影片中的大侦探波洛显然深谙侦破之道，所以他没有因为船上的哪一个人对林内特心怀嫉恨或仇视就草率地认定此人有杀人动机，也没有因为哪一个人心存杀人动机就死咬住他不放，从而将此人列为自己唯一的侦探对象，而是从查找杀人凶器和丢失的围巾、色料等客观证据入手，找出了最容易被忽视的真凶。真凶现身之时，船上的各色人等才恍然发现，他们心中的那点恶念根本就不算什么，毕竟他们还用道德和理智克制住了自己，而眼前这位真凶——林内特和他无怨无仇，且托付了全部的身心并给予了充分信任，他却狠毒地将林内特杀害，还将这些与林内特有着各种爱恨情仇的亲友拉上船，利用他们或隐或现的杀人动机作为自己杀人的烟幕弹，试图迷惑波洛的侦探视线。所有围绕着林内特的那些嫉恨之人组成的迷雾，可能让真凶逃之夭夭。

　　司法实践中，我们在侦查杀人案件时总是习惯先从排查犯罪动机入手，总是认为找到了犯罪动机就锁定了嫌疑人，再通过逼取口供以获取其他证据。其实这种侦查思路是很危险的，必须谨慎对之。因为犯罪动机潜藏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可能与被害人情同手足又或仅有一面之交的某个人内心却深藏着某种恶念甚至杀人动机，而这种动机并不外露甚至丝毫不被察觉，相反，与被害人有着明显过节或仇怨的人反而可能没有杀人动机，并且，这种过节或仇怨越是为人所共知，此人杀人的可能性反而越小。有时候，凶残的动机可能潜藏在外人所不及、不熟悉之处。

　　如果仅仅以有杀人动机就有杀人重大嫌疑的思维定势办案，逮住一个有杀人动机的人就咬住不放，进而滥用侦查手段去“验证”自己的推测判断，那么真凶就真的要躲在一旁匿笑了。所以，侦查人员应该转换侦查思维，抛开惯性思维，不要轻易肯定某人有犯罪动机而将其锁定为唯一的嫌疑人，也不要轻易否定某人有犯罪动机而将其排除在侦查视线之外，从侦查之初就应重视对各种物证、书证、音视频、电子证据、痕迹、气味等客观证据的查找，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以防时过境迁而错失取证良机。在获得客观证据后，再反过来根据客观证据倒查谁才是真正有杀人动机者，这种由客观到主观的侦查取证思路才是科学合理、准确可靠的。

　　3.

　　影片对于检察官审查起诉案件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告诫检察官审查案件要先从客观证据入手，客观证据才是检察官办案最可靠、最值得信任的参考。检察官要提升自身鉴识客观证据尤其是对技术性鉴定、勘验、检验、检测等专家意见的辨识能力水平，运用智慧检务让客观证据“说话”，查明案件事实，再转而审查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言词证据，最后再审查犯罪嫌疑人供述。这种审查案件思维模式才是符合司法规律，最可能实现客观公正的。

　　同时，检察官一定要以审慎的眼光看待证人证言，不要认为某个证人表面上与案件无涉就天然地、全盘地忽略其证言，要知道任何一个证人都可能与案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其内心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甚至罪恶，而这就必然使证人作证的内心变得不再纯净，其证言真实度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纯属谎言。影片中的布克就是这样一位证人，他原本是与林内特没有任何情感和利益瓜葛的局外人，也由此深得波洛信任，却未曾想因为一念之差卷入案件，被裹挟着帮助真凶掩盖杀人犯罪。幸亏波洛通过布克丢失的红色外套识破了他的谎言。

　　没有任何一个证人的证言是绝对、天然可靠的，对每一个证人的每一份证言都要审慎、细致地审查，通过审查证人出证的内外部环境、与案件的关联，证言与其他证据的印证或矛盾等作综合判断，这样才能确保审查结论的客观公正，不让真凶漏网，更不让无辜者蒙受不白之冤甚至被错杀。

　　“纵观世界侦探文学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如果说有谁已经超脱了这一类型文学的类型化束缚，恐怕我们只能想起两个名字——一个是虚构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而另一个便是真实的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加莎·克里斯蒂以她个人独特的魅力创造着侦探文学史上无数的传奇。”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创作生涯持续了50余年，总共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她的作品畅销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销量已经突破20亿册。她创造的小胡子侦探波洛和老处女侦探马普尔小姐为读者津津乐道。她是“柯南·道尔之后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是侦探文学黄金时代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

　　时至今日，这些作品依然是世界侦探文学宝库里最宝贵的财富。根据她的小说改编而成的舞台剧《捕鼠器》，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演场次最多的剧目；而在影视改编方面，《东方快车谋杀案》为英格丽·褒曼斩获奥斯卡奖，《尼罗河上的惨案》更是成为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