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传统的刑事救济制度出现了革新，1911年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下称《草案》）首次规定了对生效裁判的纠错程序：“再审是于受刑或释放之判决确定后，因发现事实上有重大错误或恐有重大错误再行审判之程序。”这一《草案》的影响在上个世纪初年的检察纠错案例中得到了体现。

　　再审纠错涉及秩序价值和公正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终审判决一旦确定，如果还允许争辩，将影响判决既判力，动摇法的确定性；另一方面，若生效判决存在重大错误，还坚持维护既判力，无疑违背了公平正义。为协调秩序和公正之间的关系，《草案》立法者阐述了再审制度的设立宗旨，“非常上告为判决确定后更正违法判决之程序，有专以保护受刑人为宗旨，仅许为有利于被告人之上告者……”此外，《草案》还明确了启动再审的主体为检察官，受刑人及其近亲属。再审的条件为裁判违法：“判决确定后，对于违法之审判，随时得为非常上告。”并明确了再审的管辖机关——大理院。

　　在张得富等人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郭三与郭杨氏为夫妻，郭杨氏与张得富私通。1912年3月23日，张得富趁被害人郭三外出卖柴之际，伙同其兄弟张得怀一起将其杀死，之后张得富将杀害郭三的行为告知了郭杨氏。江宁地方审判厅终审判决张得富死刑，张得怀、郭杨氏有期徒刑十年。1913年，总检察厅提起再审，认为郭杨氏案发前不知情，案发时不在场，“法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生效裁判以“知杀不报”为由认定郭杨氏成立犯罪于法无据。大理院最终撤销原判，改判郭杨氏无罪。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理念，通过这些具体生动的检察实践逐步深入人心。

　　1913年，山西旱灾，因此前年年干旱，当地五十余村的受灾群众相继进城，请求政府缓征钱粮、开展赈灾工作。其间，被告人侯辑瑞、王希祖被受灾群众推选为代表，向地方官员下跪陈情，要求政府赈灾并缓征钱粮。山西高等审判厅认为，被告人侯辑瑞、王希祖构成骚扰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总检察厅提起再审认为，骚扰罪的本意“必以有妨害一地方之安宁秩序为主要之原素”，主观上，两被告人被灾民推选为代表，无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故意，“非法律所应罚”；客观上，两被告人向知县转述灾民诉求，经地方官员劝说后灾民相继解散，无证据证明存在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因而不构成犯罪。大理院改判侯辑瑞、王希祖无罪。

　　1915年，四川陶云周养的几匹马闯进李元田的小麦地，因马匹践踏了麦苗，陶、李两人发生口角，迅速引发陶氏和李氏两个家族之间的纷争。陶云周与李元田相互对骂，陶氏家族的陶雨清、陶锡华等人到场助势，李氏家族的李明廷、李小六也加入辱骂。争执中陶云周气愤之极，忽然拿出刀乱砍，刺死了李明廷、刺伤了李小六，还将劝架的群众陈锡山杀死。四川高等审判厅判决认为，被告人陶雨清、陶锡华帮助陶云周故意杀人，成立共同犯罪。总检察厅提出再审，认为陶雨清、陶锡华两人仅到场助势辱骂，既无共同杀人之故意，案卷中也无帮助殴打或杀人的相关证据，不成立故意杀人罪。大理院采纳了总检察厅意见，两被告人终获无罪判决。

　　沈家本曾指出：“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证据裁判、无罪等这些国人尚不熟悉的新名词，经由鲜活的检察监督实践，有力彰显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传统刑事司法一般以“情有可矜”对精神病人犯罪从轻处理，但清代呈现出严厉惩治此类犯罪的发展趋势。《大清律例》规定，“疯病杀人”应监禁，定期诊验后发现痊愈的，酌情交由亲属领回。一些患者因未得到科学治疗，被家人领回后又发生新的犯罪行为。因此，乾隆二十七年颁布新规：“凡疯病杀人者，永远锁锢，虽或痊愈，不准释放。”精神病人犯罪一律被判为终身监禁，即便康复或大赦也不能走出监狱。

　　1913年总检察厅提起监督的精神病人杀人案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被告人况荣耀因疯病发作，将其父况长林用锄头打伤并致其死亡。重庆地方审判厅认为精神病人杀人“依法不能为罪”，判处其终身监禁。总检察厅认为，判处精神病人终身监禁属于解释法律错误，被告人若痊愈，不得施以监禁。大理院详细阐述了不同于总检察厅的判决理由：监禁不属于自由刑，而是行政处分；为防范此类特殊群体继续危害社会，可交付精神病院或其他场所限制其自由，因此，改判被告人监禁至疯病痊愈时释放。

　　1914年12月22日，被告人于鸿由因精神病复发，随手拾了一根木棍在路上游荡，正好挑担小贩郝保太路过，被于鸿由用木棍击中头部而倒地身亡。一审认为被告人于鸿由疯病伤人致死，判处其无期徒刑；山东高等审判厅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为罪，改判其终身监禁。总检察厅提出再审，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精神病复发所致，判决未依法将被告人先行宣告无罪，属于违法；判处其终身监禁，也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最终，大理院改判被告人无罪，并施以监禁处分。刑事司法首次超越了打击犯罪的纯粹工具价值，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理性和温情。

　　“当我们看到某种观念似乎非常熟悉和自然的时候，就想当然地以为它从来就是如此。许多我们现在视为当然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人们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或思索才得来的。”在漫长岁月的风雨历程中，司法机关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水滴石穿地彰显现代法治理念，推动了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