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皆为众生一员，有时却似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比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其所面对的社会万象，亦千差万别。

　　中国古代似乎不太提倡流动，安土重迁往往是被极力推崇的。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历朝历代或多或少皆有流民现象。何谓“流民”？据《明史·食货志》，“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明宪宗实录》更是记载，彼时汉中一带“四方流民聚者不下数万”。这种将因年饥或避兵而转徙四方者谓之流民，往往带有先入为主的道德评价与主观臆断。

　　“流”本是会意字，意为水之流动，《诗·大雅·公刘》曰，“观其流泉”。变迁中，“流”又多延伸出不同语意，如等级，三教九流。明代刘基在《卖柑者言》尝言，“滑稽之流”。在诸般与“流”字合用的词汇中，流人、流亡、流户、流冗、流庸、流者及盲流等词汇分别在不同时期仓皇登场，记录着不甘与无奈。

　　造成流民现象的原因虽多，但不外乎土地兼并、苛捐杂税、兵荒马乱等。一代代往复，流民似乎怎么也走不出这个轮回。正是担心流民之流动性可能对统治秩序带来冲击，统治者无不对其治理与管控，比如《管子·四时》曰，“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

　　无论是中西的横向比较，或是往昔的纵向比较，许多类流民现象看似迥然相异，然而最终我们却发现不同维度下的人生皆造化弄人，命运多舛。譬如，北美早期的人口流动并非和平牧歌式行进的，不但充斥了原住民背井离乡的血与泪，亦有黑人及白人远赴重洋的劫与梦。

　　时至今日，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的人口，即人口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不一致，包括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英文亦有个传神的对译，名曰“floatingpopulation”。而在英文表述中，则常以“国内移民”对应之。与流动人口相对应，户籍人口系指居住在户籍登记地的人口，其在子女入托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获得更多保障。

　　人口流动如同候鸟迁徙，不仅仅是觅食般随生存需要而逐流，愈多的是嗅着更多个人发展机遇踏雪而来。我国当代人口流动自1970年代末起逐步加快，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大陆地区14亿人口中，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于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数量最大的群体，而其与家庭若想融入居住地生活并非易事，须直面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资源再分配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在日益强调实质公平的当下，弥合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二元割裂，进而解决基于户籍差异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任重而道远。目前，现有的相关法律涉及子女教育、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内容散见于《户口登记条例》等诸多法规规章中，缺乏整合，绝大部分相关规定集中在省市层面，亦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法律治理模式。

　　伴随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流动人口管理作为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需要更多的智慧来进行长远规划。人口流动治理，既要有“治”：涵盖自治、共治、法治；又要有“理”，合乎情理、管理、法理。未来流动人口界定、户籍改革、信息通报、劳动培训、社会保障等，皆需深入研讨“治”与“理”，逐步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统一管理体系与法律，以便流动人口更好地共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便捷。

　　（作者系暨南大学少年及家事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