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渊教授是法学界所熟知的法学学者。《我们与世界》是卓教授所著随笔集。在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出卓教授修身、立命、兼济天下的情怀，在他的家国理想中，也没有忘记法律人的使命，他认为，我们必须开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道路，并以此实现治国平天下，乃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
《我们与世界》分为三编，即《我》《我们》《世界》，三编共72目。本书以最精要的文字为读者介绍了我国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探讨我国传统经典文化，而且也探讨了我国传统哲学。上编《我》主要论述修身问题，或者说是个人修行的问题。卓教授在书中谈到了一个极为有趣的问题“真我”，在他看来，“真‘我’只能存在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国家与社会之中。”中编《我们》论述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或者说是个人对社会或者他者的态度问题。下编《世界》则是将写作的镜头拉向更为深层的问题，即探讨我国传统文化或者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读者解读了我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冲击之下，如何能够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其中可见卓教授以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为支柱，从而了解世界文化及借鉴性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苦心。面对中国国学的涅槃与重生，他谈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重大问题，即：“何以让国学闯出重围，使之自救与被救，尤其是何以在民主、法治、人权的主导下实现民族文化自新，实现凤凰涅槃与更生是我国文化建设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本书涉及面非常广，从个体到群体到国家或者世界，从佛教到道教再到儒教。从自我反思再到思考群体，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是，却不是泛泛而谈，而是作者人生到达一定高度的反思与感慨。如同一人在深夜中鸣琴，如同在黄昏中品茶，如同在故土屋檐下看雨，人生况味都在其中，悠然神思都在笔端，作者对于法治的思考正在这些诸多遐思与言谈之中。
礼在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传统社会甚至被人称之为礼治社会。卓教授以专目《礼》的形式，为我们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的礼及其对现代社会的价值。根据卓教授的观点，在伦理与法律的界限特别分明的时代，不可以将道德与法律混合。同时，他强调法律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的法律基础都是必须的。人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使道德成为法律的基础，为法律做出更好的道德引领；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使法律成为道德的保障，以法律促进道德目标更好实现……在今天，道德和法律都必须体现仁义的现代价值、尊崇仁义的价值指引，体现仁义的价值精神，为崇高的仁义价值目标，作出道德与法律应有的贡献。
卓教授的这些观点不啻为现代司法中的一些困境提供了一种颇具启发性解决的思路。这些司法或者法律适用困境不仅是中国所有，而且是现代国家的普遍遇到的问题。韦伯曾指出，无论美国资本主义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还是德国所谓的“福利供给”……处处都体现出一种倾向——“迈向新的奴役的铁笼”。脱离了伦理理性化的“支持”和“充实”的社会理性化，是否最终会演变为一种非人的异己力量？仿佛是身处一列不断加速的列车，不知道扳道工是否正确布置好了下一个转向。可以说，在现代法律适用中，纯粹以理性为师的做法，会带来韦伯所说的理性恶果。因此，应当增加传统伦理价值在现代法律中的含量。如果这不是唯一的选择，也应是一种重要的尝试，这属于应对现代司法危机的一种现实路径。
虽然现代理性主义可以对法律的神圣色彩除魅，但是，部分传统伦理可以成为摆脱纯粹理性主义牢笼的重要价值补充。诚然，司法者是“法律性的利己主义者”，其能够权衡各种因素，作出最稳妥的决定。但是，其不应完全由经济理性所控制，也应被一种蕴涵德行的司法伦理所激励，其还应具有伦理正义感。司法者应代表一种公正、正义或者秩序。这是从内在方面，也即从伦理方面予以激励。实际上，仁义和现代司法公正具有相通性，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说明了传统价值观的仁义对司法者的价值。可以说，相比较纯粹可计算的司法而言，以伦理信仰型司法为辅助机制的司法模式，可能更契合现代社会多方面的需要。
《礼》的文字包含了现代法律与我国传统社会伦理价值结合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那就是通过现代法律的形式，让一些有价值的传统伦理介入到现实生活规则中，以一种扬弃方式，通过传统道德来濡化现代法律的一些机械、僵化之处，从而实现一种中国传统法律的复兴。
对于从礼治走出来的中国，如何理解法治必然是重大的问题。对于公权力与法治的关系，卓教授解析道：“法治特别重视的就是依法制约权力，要求权力依法行使，能否约束权力就成为能否实现法治的关键。”走出权力的迷雾只有靠民主、法治以及人类的理性。”
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卓教授的家国关怀，而且可以看到他的终极关怀，这其中有对命运的思考，也有对死亡的看法，可以看出他深厚的人文情怀。具体而言，通过对卓教授著作的阅读，笔者认为其有如下几个特色：
第一，从“术”上升到“道”。卓教授不仅在法学研究方面耕耘多年，从这本书中，能够看出他从法律之“术”上升到人生之“道”的进阶。可以说，“道”相比“术”，属于更高一层的范畴。“道”在，“术”可求。但是，只是有“术”，上升不到“道”的境界，则术也就会失去灵魂。为人治学或者修身，则会止于“术”。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如果不通“道”，则无疑会陷入就事论事的漩涡之中，如果要上升到更高的境界，则会遇到桎梏。
第二，打通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贯穿中西文化。在该书中，可以看出卓教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精华来观看世界，同时，又将世界知识有选择性地引入，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互相观照。
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卓教授以儒教文化的精华来矫正不良社会因素的用意。卓教授在本书对《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经典著作进行了如数家珍般的引用，从其论述可以看出，我国这些传统经典文化不仅能用来修身，而且可以用来有效地处理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其实，我国一些传统文化并不落后，也并不过时。比如我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孝”就是如此。正如卓教授在其书中《孝》一节中所提到的：“倡导孝成为超越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多重需要。”其实，这也和目前社会中有的子女对父母特别是年老的父母关爱不足有关。这也是本书所体现的价值之一，即以传统孝道来温润目前一些僵化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从而形成孝顺父母长辈的社会价值观，而不是只重视子女单方面的需求。当然，卓教授不仅对儒家文化研究精深，而且也涉及道教、佛教及其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包括《周易》《诗经》《尚书》《老子》《庄子》《韩非子》《史记》等。显然，从书中可以看出卓教授的本意，即以古观今，却不泥古，而是提供一面镜子，以照出目前一些不良社会文化现象的浑浊之处，从而来正今人的衣冠。
第三，本书首先面对的是个人，以个人的修身为基石，逐渐上升到对他者、社会乃至对国家、世界的关怀。开篇即表明了个人的修身问题，这其中包括理性、良知，以及正确对待生死、苦难、得失等方面，从而做一个君子及大丈夫。当然，这也可以为他者提供一种箴言式的修身告诫。在与他者或者社会相处的关系中，强调需要做到正确对待他人、减少或者消化仇恨、嫉妒，从而达致修齐治平、家国天下的境界。即从自身开始，延伸开去，延伸到家人、社会，乃至最大范围的天下。此外，本书不仅面对现在，而且面向未来，也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从而关照世界文化，吐旧纳新，为我所用。
第四，《我们与世界》一书以睿智的思想体现了一种旷达人生观，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外物所扰，嗷啸人生。在本书《旷达人生》一节中，卓教授谈到北宋文学大家苏轼，颇受人推崇，一方面是因为苏轼的才华，即使不懂苏轼的词，也能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旷达的人生观，“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第五，作者没有多少文字写到法律与法治，但是他始终未能忘怀法治。这一著作是作者置身新冠疫情中的写作，他在对“瘟疫”的论述中说道：“没有民主与法治良好结合的体制机制，疫病一旦发生更难以控制，在特定的情形下还会被人为地扩大，将防不胜防的天灾扩大成为损失巨大的人祸。”疫情防控与日常生活，法治问题乃至民主问题，都是至为重要的问题。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