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者之一

　　1940年9月26日，一个试图通过西班牙小镇布港偷渡到美国去的德籍犹太人学者被西班牙警察抓获，等待他的命运，将是先被逮捕、最终被转送到德国纳粹集中营。对这位学者来说，自由之路的障碍实在太多了，他已经身心俱疲，他不想再挣扎了，便在当晚服用了大量吗啡自杀身亡。这位学者，就是日后被公认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的哲学家本雅明。

　　本雅明是他所处时代的异数，生前颠沛流离，死后却声名鹊起。本雅明呈现给我们的角色，无疑是多方位的，我们很难给它一个单一的、确定的角色，诚如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所说的那样：“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职业……作为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他所写的一切却最终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

　　兰波说：“生活在别处。”无尽的远方，对本雅明也充满着极大的诱惑，在《柏林纪事》中，他写道：“我一生三个最大的愿望中，第一个就是对遥远的并且是长途旅行的渴望。”这一个愿望，本雅明在生活中实现了，他的生命岁月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走，当然，这种游走不同于一般旅行家的那种游走，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游走、是一种流亡。

　　本雅明是孤独的，在生活中，他几乎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本雅明另一方面的孤独，是源于他的哲学理论不被当时的人所理解，几乎没有几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书，有的即使出版了，印数也极少，销路很不好，有的还在大火中被烧毁。就连《德国悲剧的起源》这本后来被学者极度推崇的书，当时也反响平平，人们给予它的是极度的冷漠。

　　纳粹的法西斯倾向越来越明显，在本雅明看来，开向第三帝国的列车已经停在站台上，时刻准备出发。本雅明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而且，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预见到了自己的悲惨命运。1933年3月，他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踏上了流亡之路。他流亡到了巴黎，在那里生活了几年，但1939年5月26日，德国驻巴黎大使馆收到一封信，通知他们把本雅明驱逐出境。惹祸的是1936年发表在《世界》杂志上的《巴黎信札》，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丝毫没有掩饰他的反纳粹倾向，他写道：“在纳粹统治下的文化领域，不过是不称职者和低等人物的操练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颓废与唯美主义的产物。”这些观点，都引起了纳粹分子的强烈不满。

　　到哪里去呢？本雅明打算到美国去，但因手续上的种种原因没能成行。他又打算越过西班牙边境偷渡到美国，于是，1940年9月26日佛晓，他与另外两人一起翻越比利牛斯山，准备先到西班牙境内。经过艰难的穿越，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布港的西班牙滨海小镇，本雅明没有想到的是，布港成了他生命的终点。

　　他们被西班牙警察截住，当他们拿出签证时，却被告知这些签证已经不好使了，因为西班牙政府有令，所有从法国来的难民，都必须立即遣送回国!本雅明彻底绝望了。他知道，回国之后的命运，只能是纳粹集中营……他没有力量再去挣扎了，自由对他来说，有着太多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身心俱疲，决定放弃了。1940年9月26日晚，在服下了大量的吗啡之后，本雅明死去了，这个痛苦的、游荡的灵魂终于不用再流浪了。在临死的前一天晚上，他给朋友们写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只能结束。我的生命将在比利牛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里停止，没有任何人认识我。请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朋友阿多诺，向他解释我当前的处境。我已经没有时间写完那些我想写的信了。”

　　本雅明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其评价是“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悲剧的起源》如今却成为20世纪文化批评的经典，“本雅明在世时颠沛流离，在事业上也不算成功，但当那些生前声名赫赫的名人达贵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本雅明却声名鹊起，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公正吧！”

　　本雅明终生活在不被理解的境遇中，即使在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没能被人理解。但是，他最终还是被人们接受了。“被理解”需要一个过程，这过程也许很漫长，但那一天终会来到。诚如历史学者杜君立所说：作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本雅明给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生的作品，而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人生，一个致力于写作、批评和实验的人生。当那些生前声名赫赫的名流显贵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时，死后的本雅明被人们说起。这既是一种卡夫卡式的嘲讽，也是一种尼采式的公正。尼采说：“我活在我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