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是汇集了南宋时期朱熹、真德秀、吴毅夫、陈子华、徐清叟、王伯大、蔡抗、赵汝腾等人判词的法学汇编。大体编纂于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其中收录的宋朝官员吴雨岩上任伊始即发现，江南路的刑事案件，数饶州、信州最多，平常监狱羁押者常常有一百几十人，而且大多超期羁押。

　　吴雨岩仔细调查得知，狱中人满为患，并非民众的顽固犷悍，都是因为官府不将监狱管理当回事。每每遇到死刑案件，一切都由吏卒操纵，随意扩大株连，长此以往，监狱中满是尸体。春秋之际，气候变化多端，疾病、瘟疫流行，很多无辜收押者因此病死狱中。

　　目睹此情此景，吴雨岩痛心疾首，张榜公布各州县，切实破除弊端。限期一个月，如果拒不改悔，将官员与狱卒一并处罚。出榜公示，予以重申。受到迫害的百姓，允许到官府检举揭发。而他则始终昼夜不敢懈怠，每逢狱中羁押者案情确定后，就及时作出判决，有幸使饶州两个监狱，年初空无一人。之后，按照惯例，他计划在两个监狱举行祭祀仪式，以惩除邪恶、招致和谐。

　　为减少监狱人员伤亡，历代监狱往往进行祭祀。《左传·昭公十八年》载“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孔颖达疏“祓禳皆除凶之祭”。苏轼诗《元祐三年端午贴子词夫人阁》云“旋开宝典寻风物，要及灵辰共祓禳”。

　　让吴雨岩没想到的是，推吏等人并不喜欢这样，他们更希望狱中人多多益善，可以趁机敛钱，因此埋怨吴雨岩不应该快速断案，更不遵命进行祭祀。

　　吴雨岩溯根究源，认为推吏们用心险恶，不可饶恕。发配处理两个推吏，胜过一万个和尚念经。如果律政清廉，何必再让和尚设道场作法、祭祀祈福？于是，吴雨岩将两个监狱领头的推吏汪仁、刘友，分别刺字，张榜公布，戴着长枷示众。17天后，将其押解到府，仍然发帖审问两个监狱的长官。

　　狱卒靠山吃山，发犯人财的现象并非个案。吴雨岩由此及彼，查阅各郡所办案件，发现有追查证人，因为对提取的证言不满而杀人的，有因为将人羁押索要钱财而杀人的，有因为实施杖刑作弊，讨要钱财杀人的，还有随意捉拿无辜百姓吊打致死的。这些被追拿到官的，大多数只是证人，或者只是与案件牵连，他们受到调查、对证，本来是为证明自己，并非都有犯罪行为。即使有犯罪行为，也是受人连累，即使并非连累，也只有一罪。他们见到吏卒，就如同见到阴曹地府的牛头马卒，拳打脚踢，责骂唾弃，让人魂飞魄散，还被施行各种酷刑。狱吏对他们的所谓取证，无所不用其极。最厉害的是门留锁押，私自监禁，让其受冻挨饿，往往有生命危险，极易致人死亡。衙役们总是让监狱里熙熙攘攘，作为大发横财的资源。

　　对于滥用职权随意羁押，宋初沿袭唐朝旧制。《唐律疏议》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应枷、而不枷、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回易所著者，各减一等。即囚自脱去及回易所著者，罪亦如之。若不应禁而禁及不应枷、锁、杻而枷、锁、杻者，杖六十”。但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朝廷认为是处罚过轻，于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规定：“诸囚不应禁而禁者徒二年，当职官知情与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被关留人越诉”。但刑罚的加重，收效甚微，并未能扼制随意羁押。方苞的《狱中杂记》描述的监狱腐败现象，在吴雨岩笔下已露端倪。

　　正常情况下，监狱关押的应该是犯罪嫌疑人，但宋朝法律规定，证人以及与案件有牵连的“干连人”都可以收监羁押。证人与牵连者，没有明确的限定范围，衙役们因此扩大解释，株连无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