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晴前期的曾国藩、左宗棠、翁同龢到清末的端方、张謇、林纾等，尽管不是“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完整史乘，但蔡登山先生在其新著《情义与隙末——重看晚清人物》中依然通过人与事的索隐，给我们呈现那几十年间风云变化的草蛇灰线。对读者而言，文史书无非让阅读“识人阅史”，后者本来就是文史写作的通义。蔡氏于此，颇有心得。

　　实证史学于史料讲究的是“信”。但，如何“信”，却在考量每一位文史写作者。胡适就史料问题的观点：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证据本身未必没有疑窦，如果它仅仅来自书本纸上。倒是王国维的表述更进一步，他的考古研究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不单以书本为凭。新史料的出现依据就是出土，但它未必仅仅来自成书。

　　作者举例说，如果依据史书，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于光绪12年（1886年）中丙戌科进士，然而实际情况陈三立当年不屑于科举书法必须的“馆阁体”而落选，三年后的光绪15年（1889年）再度进京才补中。这个证据不见诸文本，它来自陈氏家族门口立的那块名为“进士礅”的碑，上面分明刻的是“光绪己丑主政陈三立”。这是蔡登山亲去陈氏老家江西修水跑田野的结果。

　　法国史学家泰纳是19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他的多卷本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其史料主要正是来自他自己搜集和查阅的各种机密函件、私人信件、外国旁观者记录等。不了解蔡登山是否研究过泰纳，但他的写作分明是在泰纳的道上。比如书中有关端方等人的文章，其史料并非出自书本，而是来自近年拍卖市场上刚出土的私人信札的收藏。蔡自己也这样表述：为了这些新出土的材料，“我跑遍了大型的图书馆，甚至查了拍卖的图录，拜访不少收藏家，才写出这二十篇文字。”因此，这本书既是从文案上写出来的，同时也是从“田野”中跑出来的。

　　《情义与隙末》并非为人物立传，而是对被早已写过的人物重新审视。它抓住的不是人物平生，而是关注与大局或变局有关的历史节点。本书开篇即曾国藩，这是一个挽救了清王朝命运的人，所谓“中兴之臣”。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湘军，清王朝自己已经丧失了收拾局面的能力。与其中兴，不如新兴。不仅被俘受审的李秀成反劝这位胜利者抛弃满清而自立，就是湘军中的袍泽，亦有这方面的议论。毕竟满清于汉，是“外族统治”，此刻未必不是可乘之机。此事起于青萍之末，但终未运斤成风。它止于所当止，曾国藩不动声色地按下了它。

　　历史无从诛心，但细节可以显示心志。左宗棠有一联请胡林翼转曾国藩，用以试探。联曰：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这是《左传》中楚子问鼎的典故，鼎作为国家政权的隐喻，这里的意思不能再明白。胡林翼转曾国藩后，曾国藩一字之易，将“似”改为“未”。这一细节虽然来自文人笔记，但从“似可问”到“未可问”，两人不同的性格，尤其是曾国藩的老成持重，跃然纸上。这就是细节的妙用。

　　史料的考据，田野的考察，细节的复原，未尝不是法律人获取证据务须掌控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