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城朝烟澹，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
这趟寻访旅程，主人公是杜甫，时间是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隆冬，地点在甘肃省两当县。被访者叫吴郁，杜甫曾经的同事。
关于这次旅程，杜甫在纪行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里说得明白：主人不在，访客空回。从结果看，这一趟是白来了；但在杜甫事前的设计里，这一趟旅程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有用无用？千余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成为“千家注杜”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看点。
1.他为什么来？
“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乾元二年，这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辗转困顿的年份：正月，在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回老家巩县（今河南巩义市）探亲；三月，从洛阳回华州；七月，他丢掉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一说辞职，一说被罢官，赶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十月，从秦州赶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十二月初，杜甫又从同谷出发，辗转赶往成都，终于开始了他为期十年、较为平静的生活。这其中，从天水到两当，寓居加上奔波，杜甫在甘肃一共待了100多天，留下诗作117首，几乎每天一首诗。这组作品被后人称为杜诗中的“陇右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也是安史之乱的第五年，国家战乱正酣，加以天灾不断，遍地饥民。并且，杜甫从华州到成都这为期半年的旅程，是携家带口的。据考证，杜甫此行，身边有妻子杨氏、两个幼子、三个幼女、一个弟弟，还有一名仆人。半年内，断了经济来源的杜甫带着“九人旅行团”，穿行于陇右的山水之间，最大的问题当然是生计。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这次来陇右，杜甫是有所倚仗的，这里有一些亲友可以求助。平心而论，杜甫诗集中，最让人读之不喜的就是这些哭穷求助的作品，它们在杜集中又出现得过于高频。事实上，自从结束官二代“裘马轻狂”的年轻时代，来到长安的十年里，杜甫几乎一直在乞怜求助，“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这次来到秦州，又是：找侄子借钱借米，托朋友送蔬菜、考察宅基地，借小猴子让儿子玩……与之相比，上街卖药、雪中挖黄独、深山拾橡栗的杜甫，倒是更让人看着心里踏实些。
杜甫的伟大，当然不在于穷困，更不在于会哭穷，而在于他没有被自身的困顿生活完全淹没，在于他不免俗而又能超俗。在陇右这片苦寒的山川，他仍能感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美丽；在对自己亲人的怀念中，他仍能保持“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的家国情怀；在频繁给高适、岑参、严武、贾至等旧相识写诗希求关照的间隙，他仍能写出《梦李白二首》这样形离神合、心灵相通的千古名篇。
那么，杜甫这次在困顿中专程来到两当县走访吴郁，是出于求助的物质动机，还是纯粹的友情指引？
2.吴郁何许人也？
根据杜甫的这首纪事诗，两人的交集发生在杜甫担任左拾遗期间，更确切地说，发生在757年5月至9月，即这次拜访的两年多以前。当时都城长安被安史叛军占据，唐肃宗在凤翔主持平叛。吴郁时任御史大夫之职，属于中央掌管监察、执法的高官。
“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其时都城陷落，战事胶着，双方的另一条战线——谍战也同样水深火热。吴郁职责所在，正是负责内部间谍的查办和惩处。而吴郁的执法风格，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严格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御史台每接到检举弹劾，吴郁都秉持“不忍杀无辜”的理念，始终坚持一案一事地“慎剖析”“分黑白”。但也正因如此，引起上官的不满，吴郁最终受到贬斥。
当然，以上都是杜甫作为老友的“一面之词”，未必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并且，残酷的对敌斗争时代毕竟不同于和平时期，在“平叛压倒一切”的大形势下，吴郁因为严格执法审慎断案遭到贬官，其中具体的是非曲直，因为老杜并未列举具体案情，今天已经无从“慎剖析”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此事与杜甫的关联。
“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杜甫当时是朝廷的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属于专门在皇帝身边提意见的。在他看来，对吴郁的处理明显不公，对此，朝廷上下也心知肚明，但迫于某种压力，大家还是生生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甚至一声叹息都不能发出。而作为专职言官的杜甫，深感自己亵渎了职责，乃至发出“至死难塞责”的自责与忏悔。
杜甫选择缄口不言，可能也与其当时的特殊处境有关。刚当上左拾遗不久，杜甫就因为替战败的宰相房琯求情而得罪了皇帝，甚至一度被下三司推问，虽然最终没受到惩罚，但从此他就被看成了“房党”而自顾不暇。因此，想必吴郁所受的“狼狈”，也是不轻。
从杜甫的这篇纪行诗来看，在陇右期间，他对吴郁的情况应该不甚了解，否则也不会专程跑到两当县吴郁的老家拜访，问了邻居才知道主人还在长沙贬谪。关于杜甫此行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其时已是饥寒的隆冬，杜甫除了友情拜访，应当还有求援的意思。当然也有人认为，两当距离杜甫曾经寓居的天水、成县都有数百里之遥，此行应当是杜甫在入川途中顺便拜访老友，纯粹出于义气的鼓动与旧情的牵引。悠悠往事，邈难复盘，况且，人心是看不见的，就算杜甫确属于顺路走访，谁又能断言他就一定没有现实的动机呢？
“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这首诗最触动人心之处，不是杜甫此来的动机，而在访友不遇后，作者发出的这段自我谴责与良心追问。如果说这段话当着朋友的面讲，还不排除请求原谅、希望资助的动机，现在旧友已不可见，杜甫对着嘉陵江畔的空宅作此番自我检讨，说它是一次没有任何物质追求的“无用”的心灵之旅，总可以成立吧？
其实，人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衣食住行、养家糊口的生活必须，也可以同时有高尚的情怀，而且两者往往相伴相杂，难以清晰界分。这也正符合儒家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的经典理论。在物质层面，每个人都可能有现实甚至庸俗的一面，但人与人的根本区别并不在此……
一场安史之乱，原本好好的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原本好好的一代盛唐诗人，生活也一下子天翻地覆：李白因介入皇室斗争被长流夜郎，王维因曾经投敌被追责，王昌龄则落了个惨遭杀害的结局。杜甫的遭遇虽说好不到哪儿去，但他的诗歌创作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无论面对何等艰难困苦，都能带着自己的良知上路，时时倾听良知的声音，时时能说几句良心话。这，也许正是杜甫经过苦难的淬炼，在人生境界和诗歌创作上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所在。至于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困顿中的杜甫显然缺乏“新诗改罢自长吟”的环境，这要在他入蜀后才可以实现。但真挚朴实、雕琢较少，则是杜甫陇右诗的一个鲜明特色。
3.他去向何方？
公元759年12月21日，杜甫终于结束漫长和艰苦的跋涉，辗转来到成都，在旧友高适等人的资助下建起了草堂。身体的杜甫过上了较为宽裕平静的生活，同时，经过一年的跋涉，灵魂的杜甫似乎也找到和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一生襟抱向谁开？”如此深刻的一问，值得每个人认真思考和回答。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怀揣的是典型的儒家人生理想，入世就得入仕。在唐代，进士考的是诗，杜甫诗写得好，这自不必说，但问题在于，他诗写得过好了。据说，考试制度淘汰的是天才和资质过低的人。于是，在以诗取士的盛唐，杜甫、李白居然都非进士出身，一个考不上，一个根本没考。
但杜甫的人格依然是典型而坚定的儒家型人格。安史乱发，身陷长安，他毅然出逃凤翔拜见天子，唐肃宗也深受感动，委以左拾遗之职。官虽不大，可咫尺龙颜，十分清要，仕途一片大好。但很快杜甫就发现，做官这条路，也许自己根本不适合走：他很快就因言获罪，第二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华州的杜甫仍不能安心官事：到任半年就请长假回老家。一去几个月，工作谁来做？纵使你沿路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的千古绝唱，但要知道，这组极端写实的伟大诗篇，后人的《唐诗三百首》都不敢收编，对于身在官场的他又是福是祸呢？
杜甫不适合仕途，除了他觉得做官与“致君尧舜”的理想并没太大关系之外，更与他自己的性格、习惯有关。有证据表明，体制内的杜甫，人际关系较为紧张，处理事务的能力有限，工作态度也非常出格。应该说，无论是辞官还是被罢免，杜甫丢掉华州司功参军一职，恐怕都是势所难免。
离开仕途，离开华州，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反而是一次伟大的“生产力解放”。少了拘束、少了磕绊，杜甫开辟出了新的诗歌天地，小至一粥一饭、一山一水，大至家国天下、茫茫天地，几乎无所不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此后数百年的诗歌创作。
可是，一旦离开岗位，对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来说，生计也就顿成问题。这一关怎么过？在陇右100多天的困顿，可以说就是一次考试。这一次，杜甫过了。当然，以后的十多年，他还会在别人的提携下挂一个职务，在别人的资助下吃口饭。但是，这些对他已经不再构成重大的人生困惑了。
靠作诗入仕，靠作诗交际，靠作诗谋食，靠作诗留名，这在唐代都不少见，但像杜甫靠诗“立命”者，少之又少。
“此身合是诗人未？”对此一问，以修齐治平为平生理想的传统士人往往心有不甘，但杜甫似乎已经有意识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既然作诗与理想和现实、与身家和天下，都能很好地共存共生，不是也很好吗？
怀着良知上路，做自己爱做的事，这样的人生，已经没有失败可言了。
生活走到逼仄处，心灵陷入困顿时，有机会读读杜甫的陇右诗，简直是作为中国人的一大福利。笔者有位故人，总是将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带在身边，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1200多年前的那个深冬，杜甫的这趟无实用但有意识的灵魂之旅，多么令人神往！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没有返程的旅行，愿每个人都能走一趟这样的无用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