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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寒山川 家国情怀
2023-09-25 17:32:00  来源:检察日报

  “寒城朝烟澹,山谷落叶赤。阴风千里来,吹汝江上宅。”

  这趟寻访旅程,主人公是杜甫,时间是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隆冬,地点在甘肃省两当县。被访者叫吴郁,杜甫曾经的同事。

  关于这次旅程,杜甫在纪行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里说得明白:主人不在,访客空回。从结果看,这一趟是白来了;但在杜甫事前的设计里,这一趟旅程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有用无用?千余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成为“千家注杜”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看点。

  1.他为什么来?

  “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乾元二年,这是杜甫一生中最为辗转困顿的年份:正月,在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回老家巩县(今河南巩义市)探亲;三月,从洛阳回华州;七月,他丢掉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一说辞职,一说被罢官,赶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十月,从秦州赶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十二月初,杜甫又从同谷出发,辗转赶往成都,终于开始了他为期十年、较为平静的生活。这其中,从天水到两当,寓居加上奔波,杜甫在甘肃一共待了100多天,留下诗作117首,几乎每天一首诗。这组作品被后人称为杜诗中的“陇右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也是安史之乱的第五年,国家战乱正酣,加以天灾不断,遍地饥民。并且,杜甫从华州到成都这为期半年的旅程,是携家带口的。据考证,杜甫此行,身边有妻子杨氏、两个幼子、三个幼女、一个弟弟,还有一名仆人。半年内,断了经济来源的杜甫带着“九人旅行团”,穿行于陇右的山水之间,最大的问题当然是生计。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这次来陇右,杜甫是有所倚仗的,这里有一些亲友可以求助。平心而论,杜甫诗集中,最让人读之不喜的就是这些哭穷求助的作品,它们在杜集中又出现得过于高频。事实上,自从结束官二代“裘马轻狂”的年轻时代,来到长安的十年里,杜甫几乎一直在乞怜求助,“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这次来到秦州,又是:找侄子借钱借米,托朋友送蔬菜、考察宅基地,借小猴子让儿子玩……与之相比,上街卖药、雪中挖黄独、深山拾橡栗的杜甫,倒是更让人看着心里踏实些。

  杜甫的伟大,当然不在于穷困,更不在于会哭穷,而在于他没有被自身的困顿生活完全淹没,在于他不免俗而又能超俗。在陇右这片苦寒的山川,他仍能感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美丽;在对自己亲人的怀念中,他仍能保持“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的家国情怀;在频繁给高适、岑参、严武、贾至等旧相识写诗希求关照的间隙,他仍能写出《梦李白二首》这样形离神合、心灵相通的千古名篇。

  那么,杜甫这次在困顿中专程来到两当县走访吴郁,是出于求助的物质动机,还是纯粹的友情指引?

  2.吴郁何许人也?

  根据杜甫的这首纪事诗,两人的交集发生在杜甫担任左拾遗期间,更确切地说,发生在757年5月至9月,即这次拜访的两年多以前。当时都城长安被安史叛军占据,唐肃宗在凤翔主持平叛。吴郁时任御史大夫之职,属于中央掌管监察、执法的高官。

  “昔在凤翔都,共通金闺籍。天子犹蒙尘,东郊暗长戟。兵家忌间谍,此辈常接迹。”其时都城陷落,战事胶着,双方的另一条战线——谍战也同样水深火热。吴郁职责所在,正是负责内部间谍的查办和惩处。而吴郁的执法风格,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严格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御史台每接到检举弹劾,吴郁都秉持“不忍杀无辜”的理念,始终坚持一案一事地“慎剖析”“分黑白”。但也正因如此,引起上官的不满,吴郁最终受到贬斥。

  当然,以上都是杜甫作为老友的“一面之词”,未必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并且,残酷的对敌斗争时代毕竟不同于和平时期,在“平叛压倒一切”的大形势下,吴郁因为严格执法审慎断案遭到贬官,其中具体的是非曲直,因为老杜并未列举具体案情,今天已经无从“慎剖析”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此事与杜甫的关联。

  “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杜甫当时是朝廷的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属于专门在皇帝身边提意见的。在他看来,对吴郁的处理明显不公,对此,朝廷上下也心知肚明,但迫于某种压力,大家还是生生把嘴边的话咽了回去,甚至一声叹息都不能发出。而作为专职言官的杜甫,深感自己亵渎了职责,乃至发出“至死难塞责”的自责与忏悔。

  杜甫选择缄口不言,可能也与其当时的特殊处境有关。刚当上左拾遗不久,杜甫就因为替战败的宰相房琯求情而得罪了皇帝,甚至一度被下三司推问,虽然最终没受到惩罚,但从此他就被看成了“房党”而自顾不暇。因此,想必吴郁所受的“狼狈”,也是不轻。

  从杜甫的这篇纪行诗来看,在陇右期间,他对吴郁的情况应该不甚了解,否则也不会专程跑到两当县吴郁的老家拜访,问了邻居才知道主人还在长沙贬谪。关于杜甫此行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其时已是饥寒的隆冬,杜甫除了友情拜访,应当还有求援的意思。当然也有人认为,两当距离杜甫曾经寓居的天水、成县都有数百里之遥,此行应当是杜甫在入川途中顺便拜访老友,纯粹出于义气的鼓动与旧情的牵引。悠悠往事,邈难复盘,况且,人心是看不见的,就算杜甫确属于顺路走访,谁又能断言他就一定没有现实的动机呢?

  “于公负明义,惆怅头更白。”这首诗最触动人心之处,不是杜甫此来的动机,而在访友不遇后,作者发出的这段自我谴责与良心追问。如果说这段话当着朋友的面讲,还不排除请求原谅、希望资助的动机,现在旧友已不可见,杜甫对着嘉陵江畔的空宅作此番自我检讨,说它是一次没有任何物质追求的“无用”的心灵之旅,总可以成立吧?

  其实,人的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有衣食住行、养家糊口的生活必须,也可以同时有高尚的情怀,而且两者往往相伴相杂,难以清晰界分。这也正符合儒家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体的经典理论。在物质层面,每个人都可能有现实甚至庸俗的一面,但人与人的根本区别并不在此……

  一场安史之乱,原本好好的大唐盛世戛然而止,原本好好的一代盛唐诗人,生活也一下子天翻地覆:李白因介入皇室斗争被长流夜郎,王维因曾经投敌被追责,王昌龄则落了个惨遭杀害的结局。杜甫的遭遇虽说好不到哪儿去,但他的诗歌创作迎来一个新的高峰。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无论面对何等艰难困苦,都能带着自己的良知上路,时时倾听良知的声音,时时能说几句良心话。这,也许正是杜甫经过苦难的淬炼,在人生境界和诗歌创作上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所在。至于艺术上的精雕细琢,困顿中的杜甫显然缺乏“新诗改罢自长吟”的环境,这要在他入蜀后才可以实现。但真挚朴实、雕琢较少,则是杜甫陇右诗的一个鲜明特色。

  3.他去向何方?

  公元759年12月21日,杜甫终于结束漫长和艰苦的跋涉,辗转来到成都,在旧友高适等人的资助下建起了草堂。身体的杜甫过上了较为宽裕平静的生活,同时,经过一年的跋涉,灵魂的杜甫似乎也找到和坚定了自己的方向。

  “一生襟抱向谁开?”如此深刻的一问,值得每个人认真思考和回答。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怀揣的是典型的儒家人生理想,入世就得入仕。在唐代,进士考的是诗,杜甫诗写得好,这自不必说,但问题在于,他诗写得过好了。据说,考试制度淘汰的是天才和资质过低的人。于是,在以诗取士的盛唐,杜甫、李白居然都非进士出身,一个考不上,一个根本没考。

  但杜甫的人格依然是典型而坚定的儒家型人格。安史乱发,身陷长安,他毅然出逃凤翔拜见天子,唐肃宗也深受感动,委以左拾遗之职。官虽不大,可咫尺龙颜,十分清要,仕途一片大好。但很快杜甫就发现,做官这条路,也许自己根本不适合走:他很快就因言获罪,第二年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华州的杜甫仍不能安心官事:到任半年就请长假回老家。一去几个月,工作谁来做?纵使你沿路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的千古绝唱,但要知道,这组极端写实的伟大诗篇,后人的《唐诗三百首》都不敢收编,对于身在官场的他又是福是祸呢?

  杜甫不适合仕途,除了他觉得做官与“致君尧舜”的理想并没太大关系之外,更与他自己的性格、习惯有关。有证据表明,体制内的杜甫,人际关系较为紧张,处理事务的能力有限,工作态度也非常出格。应该说,无论是辞官还是被罢免,杜甫丢掉华州司功参军一职,恐怕都是势所难免。

  离开仕途,离开华州,对杜甫的诗歌创作来说反而是一次伟大的“生产力解放”。少了拘束、少了磕绊,杜甫开辟出了新的诗歌天地,小至一粥一饭、一山一水,大至家国天下、茫茫天地,几乎无所不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此后数百年的诗歌创作。

  可是,一旦离开岗位,对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来说,生计也就顿成问题。这一关怎么过?在陇右100多天的困顿,可以说就是一次考试。这一次,杜甫过了。当然,以后的十多年,他还会在别人的提携下挂一个职务,在别人的资助下吃口饭。但是,这些对他已经不再构成重大的人生困惑了。

  靠作诗入仕,靠作诗交际,靠作诗谋食,靠作诗留名,这在唐代都不少见,但像杜甫靠诗“立命”者,少之又少。

  “此身合是诗人未?”对此一问,以修齐治平为平生理想的传统士人往往心有不甘,但杜甫似乎已经有意识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既然作诗与理想和现实、与身家和天下,都能很好地共存共生,不是也很好吗?

  怀着良知上路,做自己爱做的事,这样的人生,已经没有失败可言了。

  生活走到逼仄处,心灵陷入困顿时,有机会读读杜甫的陇右诗,简直是作为中国人的一大福利。笔者有位故人,总是将路遥的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带在身边,与此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1200多年前的那个深冬,杜甫的这趟无实用但有意识的灵魂之旅,多么令人神往!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没有返程的旅行,愿每个人都能走一趟这样的无用之旅。

  编辑:陈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