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这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哲学家加缪的中篇小说《局外人》（或译作《异乡人》）的开头。主人公默尔索居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属阿尔及利亚。他是个白人，有工作，有女朋友，却因为介入一场本与自己几乎毫不相关的斗殴，毫无征兆地枪杀了一名和自己毫无恩怨的摩尔人——当地阿拉伯人。
凭着这本小说，加缪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今天读来，《局外人》对刑事案件中预审、庭审程序的精彩描述仍足令每个法律人叹为观止，而对案件背后荒谬与反抗的深刻揭示，似乎又注定了这本书的影响力仍将长久地发酵下去。
荒谬与反抗
《局外人》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默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故事的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颇显沉闷和枯燥，甚至只是默尔索内心自发意识的流露——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动作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头脑中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现实生活中很多事物就要被重新检视。默尔索发现，他的生活似乎并没什么意义可言，生活中充满荒谬——不可理解和无意义，而自己也成了这种荒谬生活的局外人。他认为，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
默尔索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父亲早逝，默尔索在感情上本应与母亲相濡以沫，可这份母子关系显然出了问题：他在本有能力赡养的情况下将老人送到养老院，并且很少去看望。他甚至不知道母亲的确切年龄，到了养老院也不愿意看死去的母亲最后一眼。整个葬礼，他表现得漫不经心，甚至没流过一滴眼泪。
在草草地为母亲守灵并参加完葬礼后，默尔索第二天就去海滩游泳，看喜剧片，与女友寻求肉欲刺激。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却把这个人们视为神圣的问题当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邻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与他做朋友，默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雷蒙的“地上身份”是仓库管理员，但大家都清楚他是靠“拉皮条”过日子的。默尔索被搅进了雷蒙及其阿拉伯情人的狗血纠纷，并因此介入了一场与几名阿拉伯人的械斗。
默尔索似乎也是工作的局外人。工作是一个人安身立命、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默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身居偏远小城的默尔索却拒绝了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差使，对老板说：“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这种不知好歹的回答让老板颇为扫兴与恼火。
对默尔索来说，唯一确实的存在便是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
默尔索这一文学形象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众生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这就是他对荒谬生活的反抗，尽管它以悲剧的形式收场。
真实与真诚
小说的第二部分中，牢房与法庭代替了沙滩与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默尔索的自发意识。
在这个阶段，默尔索人格中那种认真的精神也被充分激发出来：尽管他有着与芸芸众生一样的求生本能，希望法庭对自己从轻发落，但他始终坚持并做到了一贯的真实——无论对事实还是内心活动的陈述。
不管是在长达11个月的预审阶段还是为时一整天的庭审中，默尔索始终遵循真实原则，期待以自己的实话赢得法官和陪审团的支持。一方面他杀人的情节极为荒诞离奇，同时他的头脑又极为清晰，甚至法庭的一切程序及其操作都成了自己理性的审判对象。
本来，白人在殖民地拥有实质上的优越地位，杀死一名摩尔人，只要能拿出说得过去的理由，很可能获得轻判。本案中，对默尔索不利的关键证据主要有二：一是他在母亲葬礼上态度麻木不仁，以及在葬礼后第二天就去游泳、约会和看滑稽电影；二是他在开枪打死对方之后，又对着尸体连开了四枪。
预审中，辩护律师提示性地问默尔索：葬礼那天是否曾感到丧母之痛。默尔索说：我宁愿妈妈没有死。律师又问：是否可以说你当天是刻意压抑了悲痛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出来？“不，因为这不是事实！”
法庭讯问阶段，“我再度被要求自报身份，虽然极其厌烦，我还是打从心底里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审错了可就严重了”——默尔索内心法庭之“严格公正”也如此！
“为什么您会朝一个倒在地上的人开枪？”预审阶段，默尔索对此拒绝回答。庭审中，这个问题再次被揪住不放，默尔索只得如实表述：“因为太阳……”
荒谬，是加缪作品着力挖掘和展现的一种意象。它既是对未经审视生活的一种彻底否定，又是人们重建生活意义的一个良好起点：既然你觉得现实中许多东西都很荒谬，这正说明你心中有一种“不荒谬”存在，以此“不荒谬”为基石建造一种值得过的生活，正是加缪用意所在。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默尔索”当然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人”，默尔索的人格缺陷也非常显著。
敢于质疑一切既有的价值观，默尔索颇有一种“不肤挠，不目逃”的勇气，但这也只能归入“小勇”的范畴。而真正的大勇，应该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来解读默尔索，他的问题是没能从真实走到真诚，没有将“血气之勇”转化为“大勇”。
若用加缪的话语来讲述：默尔索只会着力于反抗荒谬，还没能致力于从内心的“不荒谬”出发，追求一种更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如对于母子隔阂的缘由，其实默尔索在最后的反思中似乎已有触及：“她在生命来到终点时找了个男朋友。”遗憾的是，他因此而选择了与母亲的隔阂与对抗。
杀头与枪决
“我也像她（默尔索的母亲）一样，觉得已经准备好重新再活一次。”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默尔索杀人案发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西方，读着《局外人》，让人不由想起发生在同世纪二十年代东方的“阿Q案”，两人的临终感言都如此“神似”。
同出文学大师之手，同样是对判决的浑浑噩噩，同样寄希望于来世，但细思起来，两个文学形象的内涵大不相同，甚至处处相反。
默尔索的问题不来自生活压力而来自内心世界，阿Q的问题则来自真实的生存压力。在价值观和内心世界层面，阿Q与赵太爷、秀才、小D他们可谓高度同构：吃饭、女人、当官发财、封妻荫子，可现实是，阿Q连姓赵都“不配”。欲望被强力压制，他创造出同样充满荒谬色彩的“精神胜利法”，但在人物的精神或灵魂层面，阿Q仿佛远远不能与默尔索相提并论。
律师：“请问，被告犯的罪究竟是杀人，还是埋葬了自己的母亲？”
检察官：“没错，我控诉这个男人带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母亲！”
必须承认，文学巨匠笔下的司法过程，要远比普通的司法文学作品来得精彩。对于默尔索杀人案从预审到庭审、判决的描写，是《局外人》最精彩的部分——至少在法律人读来是如此。
11个月的预审，一天之内的庭审和当庭宣判，向读者形象地展现了成熟的司法流程。这其中，预审法官、庭长、检察官、辩护律师、证人、法警、来自巴黎的记者纷纷上场，各司其职，最大限度让案情得以重现。并且，当葬礼中的细枝末节被逐一澄清，也为法庭辩论默尔索的杀人动机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就算是坐在被告席上，听到别人谈论自己仍然是件有趣的事。”虽然默尔索坚持以自己的独立判断审视着法庭的一切，但在这里他是被告，是受审对象，这一点他改变不了。
尽管他在为自己辩护，但“太阳光”显然构不成杀人的正当理由，否则，地中海岸阳光明媚，放过了他，岂不意味着他还有无数杀人的“合理场所”？
虽然他认为“那个阿拉伯人再过几十年还是会死”，但他显然没有擅自终结他人生命的权利，就像他自己面对死刑判决时的紧张与上诉。同时，他更没权利代替阿拉伯人去思考生命问题。
因此，从法律上看，对默尔索的死刑判决是能够服人的，无论程序还是实体。吊诡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执行死刑的工具里还有断头台；而在此20多年前，在遥远的东方那个法治落后的国度，阿Q面临的已经是枪决了。
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自由与责任
在法国，断头台这种残酷的死刑工具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看似有些不可思议，其实与欧洲古老的宗教氛围密不可分。
《局外人》这部小说里，对于默尔索不信上帝这一情节，从预审法官到监狱牧师，无不感到不可理喻。这个几乎要把主流价值观击溃的“冥顽不灵”的灵魂，正是萨特、加缪等一批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呼吁和提倡的。
加缪生长于法属阿尔及利亚，30岁不到就凭着小说《局外人》来到巴黎发展。最先为这本籍籍无名的小书作序宣扬的，就是年长加缪8岁、且已成名多时的萨特。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寓于选择。一个人只有靠自己切身体验和独立判断后所作出的选择，才能决定其生命的本质。那么，这种选择是完全自由的吗？
二战期间，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萨特与加缪共同编了一份抗德报纸，投身于反纳粹斗争。这期间，两人也偶尔作一些哲学上的探讨。萨特认为人有绝对自由，加缪认为没有。两人口才都很好，谁都难说服对方。最后加缪问：“如果人有绝对自由，您能去到处说我是个抗德分子吗？”萨特想了想，只好认输：如果说不能，那就等于承认你没有绝对自由；如果说能，但这样违反基本道义的事，自己怎么也做不了，所以还是输了。
为了重新开启人的自觉与自由的选择，存在主义哲学连欧洲近两千年的上帝信仰传统都要舍弃，这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来似乎也没什么，但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确称得上一场骇人听闻的灵魂革命了。上帝摒弃之后，基本的道义标准还在，人生的责任与义务还在，真正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要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不同的是，这些要靠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内心体验与确信来建立。
但是，这个“内心”从何而来，那就又是一个问题了。
